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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五年春，剛剛穩定下來的大明江山，忽然又變得風雨飄搖起來。倒不是因為奕詝、奕欣這對賊心不死的活寶弟兄。這個時代還不是後世的民國，造反叛變的時候都要發一通通電，弄得天下無人不知，有時候還會打一陣“電報戰”，用通電罵街。眼下還木有那麼好的通訊條件，電報什麼的，庫倫和西寧的人們別說用了，連見都沒見過。所以他們造反的事情，應天方面一連好幾個月都不知道，直到當年夏季才曉得奕欣造反，到秋季的時候才知道大清朝又回來了！
而在春季，真正攪動人心的卻是報紙。報紙這個東西應該算是朱濟世自己帶到中國的。他在香港辦的《大公報》當年就是一份強烈鼓動反清的革命刊物。雖然知道報紙宣傳的厲害，但是朱皇帝並沒有在佔據廣東之後採取嚴厲的新聞管制，而是允許一定限度的新聞自由。遷都應天之後，又在頒佈的《欽定大明憲法》中明文規定了新聞自由的尺度——不得反對皇帝，不得危害大明國家安全，皇帝有權下諭實現新聞管制。稍後，朱濟世又在鴻儒院下設立了新聞司，專門負責新聞審查。他怎麼做倒不是在效仿西方的新聞自由，而是為了獲得一個不完全受官僚控制的瞭解各地情況的通道，眼下的大明到處都是封建官僚，如果再實行嚴格的新聞管控，皇帝早晚被矇蔽成瞎子聾子。
不過在隨後的兩年中，大明新聞界一直沒有給朱皇帝和官府找什麼麻煩，甚至歌功頌德的內容佔了報紙的主要篇幅——那些大清調教出來的儒生士大夫即使當了報紙編輯，還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直到敢於仗義執言的《清流報》的出現，大明報界才開始不斷試探朝廷輿論管制的底線，試著批評起了朝廷的某些政策法規。當然，以《清流報》為代表的一批“批評派”報紙主要的標靶。還是大明*黑暗的官場，畢竟好皇帝被貪官矇蔽的故事早就入了人心。
到了光復5年春，隨著一批上京請願的山西名流抵達應天，向朱濟世遞上了“請調苗黨離晉行晉人治晉折”。山西巡撫兼提督鳳台郡公苗沛霖這個貪官兼軍閥便在一夜之間成了輿論風口浪尖的人物了。
包括《清流報》、《士子報》、《正氣報》、《士林通訊》一大批自命清流，在讀書人中間頗有影響力的報紙，都開始大談唐季藩鎮之禍，或隱喻，或暗指，都將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苗沛霖指為大明第一藩鎮。《清流報》評論員白雨先生更是強烈呼籲苗沛霖向奕欣學習，自請入朝。
“皇上，臣這次也不幫苗雨三說話了，他的事情做得是有些過了。不但死抓著苗家軍不放，還讓七八萬淮人官兵全都入籍山西。擺明是要繼續把持山西地方……”
應天瑪麗亞堡，將苗沛霖推薦給朱濟世的軍師羅則南身子埋在會客廳的真皮沙發裡，皺眉如此說道。朝廷上下都知道他和苗沛霖關係很好，如果是貪汙*之類的“小事”，他絕對幫苗沛霖說話。但是藩鎮什麼的。可是歷朝歷代皇帝老子最忌憚的。這個苗沛霖，的確有些不知進退了。
而左宗棠和鄭洪兩位相爺，也都不停點頭，似乎在附和羅澤南。且不說左宗棠怎麼看藩鎮，那鄭洪可是大明覆國第一功臣，曾經幾次外放掌兵，每次辦完事都老老實實把兵權交還。然後入朝做官。一個老粗都知道這個道理，苗沛霖居然不曉得。而且現在同樣行過軍管的四川、河南、山東、北直、雲南、貴州、廣西等七省，都已經實現了軍政分離。地方官的任命權已經回到了朝廷，軍官不再兼任地方督撫，地方的巡撫同樣不掌兵。只有苗沛霖還是軍政一把抓，而且還沒有一點放手的意思。
朱皇帝哪裡曉得。歷史上的苗沛霖其實就是這麼個人，不僅愛權如命，還有一個反覆無常的毛病，在太平天國和大清之間搖擺不定，最後弄了個身敗名裂。不過在這個時空。苗沛霖倒一直是大明忠臣，雖然喜歡攬權，但絕對沒有生過什麼貳心。
而在山西士紳請願反苗的同時，苗沛霖的摺子也遞了上來，內容不是自請入朝或是要求解除兵權，而是揭發山西士紳圖謀不軌，勾結渤海國，企圖造反。還拿出晉商走私an油炸藥、軍用火藥、精鋼等管制物品，賣給渤海國和太平天國恭順王的確鑿證據——據說是山西蔚字票號的毛鴻翽出首揭發的罪行。言之鑿鑿，倒也不似作偽。
朱濟世捏起苗沛霖的摺子，在手裡掂量了一下，然後又甩在了茶几上面：“苗沛霖所奏不法晉商種種罪惡，卿等以為如何？”
他這一問，左宗棠、鄭洪、羅澤南三人同時點頭，他們都認為晉商當中敗類頗多。畢竟八大皇商的前車之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