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奸雄縱橫三國:品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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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不滿和痛恨。最後，曹操公佈了今後徵收租賦的定額，規定除此之外，別的不得再擅自徵收，並要求各郡守國相嚴格檢查，不要讓豪強大戶對田地等資產有所隱匿，而讓貧苦百姓去交雙份租賦。令文語氣強烈，態度堅決，表明了曹操打擊豪強、抑制兼併的決心。

建安時期，曹操雖然在統治區內大興屯田，但和廣大郡縣相比，屯田所佔的面積是很小的，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農、半自耕農仍是社會經濟的主體，施行適合這一部分人的賦稅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兩漢時期，賦稅主要採用地稅和人頭稅的形式。地稅是根據收穫量按比例徵收的，如三十稅一、十五稅一、十分稅一（仲長統《昌言·損益篇》有“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之說，也就是畝收三斛中取三鬥為稅）。人頭稅是按人口的多少和大小徵收的，七至十四歲的小孩每人每年繳納23錢，稱為“口賦”，十五以上至五十六歲的成人每人每年繳納120錢，稱為“算賦”。此外，東漢還有徵收縑（細絹）、素（白絹）的記載。曹操將地稅改為按定額收，將人頭稅改為按戶徵收（稱為戶調），並將收錢改為收手工業產品，是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農民的利益。

將地稅改為按畝計算，是要使佔地多的豪強多盡納稅的義務。曹操所規定的田租戶調的數額，只是一個平均數，是交給地方官統計戶口徵收的標準，在實際徵收時，還要按照貧富分等，按等收稅，如何分等由地方官斟酌，但每戶的平均數必須合於曹操所規定的數額。曹操執行這個制度是以身作則的，每年徵收賦稅時，他都要讓家鄉譙縣的縣令為他評定等級，按等交稅。一次，譙縣縣令將他同曹洪劃成一個等級，曹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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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不戚年往，憂世不治’（2）

“我家的資財哪有子廉（曹洪字）多呢！”

曹操說的大抵是事實。曹洪其人，性好聚斂，甚至不惜採取巧取豪奪的手段。同時非常吝嗇，連曹操之子曹丕去向他借貸，他都不給，以致曹丕為此懷恨在心，即帝位後曾以他下人犯法為由企圖將其下獄處死。譙令的估算或有不夠準確之處，但這件事至少說明他沒有特別照顧曹操，去給曹操壓等級，這也說明曹操是帶頭執行了規定的，不然一個小小的譙令就不可能這樣無所顧忌了。曹操尚且如此，各地的豪強自然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斂，不能不盡量按照章程交納賦稅。當然，一些豪門大族勾結官府，在評定家財等級時暗中做手腳，把負擔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這種現象肯定是不可能徹底杜絕的，但至少他們是不敢無所顧忌、大張其鼓地這樣幹了。

人頭稅按戶徵收，則可以更加便於徵調，因漢末戰亂以來，人口流動性大，而戶相對來說穩定性要大一些。按戶徵取絹、綿，計算起來也更為方便，特別有利於收取整匹的絹、布，不致因人丁零落而造成上交絹、布的破碎不整，這樣也就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不致造成浪費。

將人頭稅從收錢改為按戶收取絹、綿，曹操在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期間即已在兗豫二州施行，這樣做也是充分考慮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的。當時中原一帶，家庭紡織業同農業是結合在一起的，幾乎家家都有絹、綿手工業產品。而自戰亂以來，鑄幣業已近於廢棄，民間、特別是農民擁有的貨幣極為有限，一般都採用谷、帛進行交易，如果要他們用錢幣上稅，就必然會給商賈提供乘機壓榨農民的機會，加重農民負擔。因此，改徵農民自己能夠生產的實物，對農民是不無好處的。

東漢中葉以來，農民對政府承擔的賦稅呈逐漸增多之勢。質帝本初元年（146）九月朱穆就曾在奏記中說：

“現在宦官當權，水災蝗災接連發生，而朝廷的花費卻比以前增加了十倍。河內一郡，過去徵調縑、素、綺、縠才八萬餘匹，現在卻增加到了十五萬匹。當官的是不會出錢的，這些負擔全都攤到了老百姓頭上；而老百姓又大都逃亡了，只留下一些空頭戶口；戶口既少，而家中沒有資財的又多，因此所受到的盤剝也就更加慘重。二千石官吏碰到老百姓就象是碰到了敵人，要麼強迫他們出賣田土房屋，要麼拼命拷打他們，弄得老百姓憂心如焚，朝不保夕。”

由此也就不難見出一斑了。因此，曹操規定平均每戶交納絹兩匹、綿二斤，明令除此之外不準任意額外多收，特別強調豪強地主對田土資財不得“有所隱藏”，以將賦稅轉嫁到農民頭上，確實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的。後來，西晉在滅吳統一全國後徵收課田賦，規定每個丁男課田五十畝，要收租四斛，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