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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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買辦的、官僚的還是半封建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蔣介石政

府很高明地創造了一個對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個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

和財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澤東的中國宣揚節儉和友愛，試圖使西方的激進

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繚亂一樣，蔣介石的中國也熱衷於誇大其詞地宣揚其城市

化、現代化和自由化的特點，一句話，它的資產階級特點，以說服和爭取歐

美民主國家。他們雙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這說明我們對中國是多

麼無知。因為外國人與中國的接觸畢竟是有限的，他們不得不依賴一箇中介

人或翻譯。對於國民黨中國，宋子文是擔任這種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

哈佛大學受過教育，精通英語。他主持記者招待會，接待企業家和外國顧問。

瓊？蒙內特說，“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歐洲式的”。①但是，

要明白南京政府並不像宋子文那樣關懷中國資本家，這對蒙內特或其他像他

① 瓊？切斯諾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國：從辛亥革命到解放》，第　188　頁。

② 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許滌新：《官僚資本論》。

① 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　年》。小帕克斯　M。科布林：《上海資本家

和國民政府，1927—1937　年》（伊利諾斯大學博士論文，1975　年）。M。C。白吉爾：《“另一箇中國”：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載　C。豪編：《上海：一個亞洲大城市的革命和發展》。

② 科布林：《國民黨政權》，第　1　—　2　頁。

③ 易勞逸：《中華民國研究通訊》，1。1（1975　年　10　月），第　14　頁。

① 瓊？蒙內特：《回憶錄》，第　134　頁。

那樣的人來說就困難得多了。在宋子文為說給他的外國友人聽而製造的神話

後面，人們今天開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資產階級從屬於並被結合進國家

機器；官僚機構經常處於變動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穩定；現代經濟部門

總是處在國際舞臺各種風險的支配之下。

資產階級的異化

資產階級自辛亥革命以來所享有並在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運動之後得到加強

的政治主動權，被　１９２７　年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權和權威的政府剝奪了。這

個官僚機構比起清朝政府來，在其目標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

部分上一個世紀使商人階級得到好處的自主權。面對民國當局的侵犯，外國

租界只能提供越來越脆弱和虛幻的保護。資產階級別無選擇，不管是福是禍，

只好讓自己被捲入國家機器中去。

資產階級的組織依附國民黨政權

南京政府為使商人組織從屬於它，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　年間採取多種多樣和互

相補充的戰略，發動了攻勢：建立平行機構，改組或取消原有組織，逐漸減

少資產階級的政治與社會活動。上海是資本主義的堡壘和國民黨的總部，為

這一攻勢的開展與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階段，成立於　１９２７　年的上海商民協會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會：這

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傳統法人團體的統一。從事同種職業活動的行會——

如絲織和養蠶業，或豆類和稻米貿易業——被要求改組。採用統一的組織結

構往往和管理機構的深刻變化是一致的。老的執事者因被指責為精英統治論

和買辦主義而威信掃地，被迫讓位於因追隨國民黨而被信任的繼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對基層組織的控制，就開始攻擊各商會；在國民黨第三

次全國代表大會（１９２９　年　３　月）上，曾要求壓服商會，但沒有成功。在上海，

從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至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以虞洽卿為首的一個委員會改組了總商會。

在統一商業利益的代表這一藉口下，總商會和南道分會（電車系統——譯者）

及閘北的分會合並，並給商民協會的代表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