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第124部分 (第2/4頁)

文獻》，

尤其是第二部分第　３—５　卷《各省光復》。《辛亥革命回憶錄》中的一些回憶

錄繼續到了民國初年，但涉及的時間通常都不長。為整個現代或至少是為　２０

世紀前半期提供研究資料的系列書刊，儘管仍然很少，但卻較好地提供了袁

世凱時期的資料：臺北出版的《革命文獻》，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資料》。

這種集中注意力於辛亥革命而忽略其餘波的傾向，起到了一些較早集子保持

其價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１９３６　年出版；較

近出版的沈雲龍編的《袁世凱史料彙刊》。擴大出版資料的前景即將到來，

因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已著手提供檔案和編寫中華民國史的雄心勃勃的計

劃。

對這一時期的總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根據當時報紙和秘史撰寫

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話題是袁世凱和他的軍閥後繼者的醜聞。這個傳統最有

才華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隱，特別是他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６　卷（１９５７

年）。這種情況——只靠淺薄研究支援的傳統做法——對任何歷史學家顯然

都提供了完全改變評價的機會。近年出現了異議，但沒有人認為應當作出完

全相反的解釋。陳志讓的《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年》（修訂版，１９７２　年）的

最後部分提出一種有特點的解釋：袁世凱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愛德華？弗

裡德曼在《退向革命：中華革命黨》（１９７４　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凱這些年的

某些革命的對手。他使得關於孫逸仙革命動力的描述變複雜了，卻沒有降低

孫逸仙對抗的正確性。歐內斯特？Ｐ．揚在《袁世凱的統治：中華民國初年的

自由主義和獨裁政治》中，試圖撇開個人動機，並從爭論問題和政治集團的

新組合方面分析這位總統任期的政策，但發現政策有缺陷，而且經常是有害

的。民國初年的這位總統仍然缺乏維護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導致了對這個時期的更正確的認識。在這方面梁

啟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機會，因為他處於戰略位置並留下了很多記載，包

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無可相比的書信集。張朋園已擴大了這種可能

性，著有《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薛君度的黃興傳和　Ｋ．Ｓ．劉的宋教仁傳很有

用。外國顧問在袁世凱總統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種角色。其中之

一莫里循有關這幾年的大量檔案已精選出版：駱惠敏編的《莫里循通訊集，

第　２　卷，１９１２—１９２０　年》。

民國早期的社會和經濟史最初只好由集中於革命前的各種地方或省的研

究補綴而成，見伊懋可、周錫瑞、瑪麗？巴克斯？蘭金和愛德華？羅茲的著

作。對袁世凱統治時期經濟政策的論述見菊池貴晴的《中國民族運動的基本

結構——關於排外性聯合抵制的研究》。關於民國早期的經濟計劃、地方農

民鬥爭和正在興起的婦女運動的論文，載於重要的日本學術著作：《中國現

代化的社會構造：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

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島田虔次編：《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

斯利　１９７４　年在利茲大學的博士論文《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８　年中國的盜匪活動，特別

論及河南省》，論述民國初年的白朗匪幫。

學者們更系統地論述了外交關係，儘管關於國內分裂的爭論很難予以澄

清。蒲友書在未發表的密歇根大學　１９５１　年博士論文中，詳細考察了重組貸

款：《國際財團重組對華貸款，１９１１—１９１４　年；戰前外交和國際金融的一個

事件》。關於西藏的英國國際關係和密謀的分析，見阿拉斯泰爾？拉姆的《麥

克馬洪線：印度、中國和西藏之間的關係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１４　年》；以及帕索

坦？梅拉的《麥克馬洪線及自此以後：英國、中國和西藏之間對印度東北邊

界的三方爭論研究，１９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