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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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２８％，而自耕農則從　３４％降到　３１％。②

與其他價格相比，上漲較慢的地價如表　１４　所示，這可能意味著對土地的

需求比較疲軟，原因是　２０　年代的局勢相對地不穩定，正如卜凱說的，“反地

主運動……減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產之人出售其產”。③最後，如前面指出

的，人民共和國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數量——儘管是在　１２　年的戰爭與

內戰之後——接近　３０　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數量。我們也許可以斷定，雖

然土地的買賣照常進行，但有的地區租佃率高有的地區租佃率低這個基本模

式（主要由於有差別的地主經濟收益，但在最落後的地區也由於“超經濟”

勞役和其他苛捐雜稅的持續性），在民國時期沒有重大變化。

佃農的地位牢靠嗎？總的看，在　２０　世紀也許不十分牢靠。對　１９２４—１９３４

年間　８　省　９３　縣的大致比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３　至　１０　年的租約

沒有變化，１０　至　２０　年的租約和永佃租額略有下降。④例如，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

包含這樣一條，大意說，佃戶有權不定期地延長租約，除非地主在租約滿期

後將土地收回自種，這表示承認有農民租地不牢靠的問題。沒有作出努力去

實施這條法律，因而使用權不牢靠無疑繼續成為一個問題。作為中國農村的

財產觀念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確區分佃戶的“田面權”

和地主的“田底權”）逐漸消失了。永佃權被不那麼永久的租約所代替。年

租約的不牢靠把農民置於相當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夠以押租（作為對付不

交租的擔保）的形式把額外的負擔和更高的租額強加給佃戶。

但這些趨勢來得很慢。對中國農業生產力具有更大直接意義的，是上面

提到的　８　省中較長租約（包括永佃權）的發生率與租佃百分數之間持續的成

正比的關係。全國土地委員會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的調查也發現，在租佃率高的江

蘇、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儘管佃戶如果徹底擁有他們所耕種

的土地對他們改進土地會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戶和地主的長遠經濟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區看來是足夠長期的租約的結果，因此，佃戶為了增加生產力而

向他們所耕種的土地投資的刺激，並未完全受阻。

內政部　１９３２　年對　８４９　縣所做的調查，發現押租制在　２２０　縣流行（佔　２６

① 喬治？賈米森：《中國的土地佔有與農村人口狀況》，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23（1889　年），

第　59—117　頁。

② 《農情報告》，5。12（1937　年　12　月），第　330　頁，見李文治和章有義編：《農史》，3，第　728—730　頁。

① 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　223　頁。

② 天野元之助：《農業經濟》，1，第　299　頁。

③ 卜凱：《中國土地利用》，第　333　頁。

④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第　59　頁。

① 全國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大綱》，第　46　頁。

％），在另外　６０　縣有這種現象。②地租的繳納主要有三種形態：錢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農業實驗所　１９３４　年的調查說，有　５０．７％的佃戶繳納固定數額

的主要作物，２８．１％是分租制佃戶，２１．２％繳納固定數額的錢租；見表　１６

（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土地調查中可以比較的資料是：物租　６０．０１％；錢租

２４．６２％；分租　１４．９９％；力租　０．２４％；其他　０．１４％。③在　２０　世紀，錢租的

發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體上，如表　１６（５）所示，分租的負擔（根據地主供給種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於地價的　１４．１％）略大於物租（１２．９％），物租則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