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第13部分 (第2/7頁)

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

資料來源：全國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　３２　頁。

在　３０　年代有多少土地出租？舉例說，卜凱估計私人農場的土地有　２８．７

％租給了佃農〔表　１６（２）〕。如果農田的　６．７％為公有（公田、官田、學田、

廟田、祭田、屯田和義田）並幾乎全部出租，加上這個數字後，看來有總數

為　３５．５％的農田租給了佃農。①人民共和國初年土地改革過程中重新分配土

地的數量資料，證實了這種估計——佔　１９５２　年耕地面積的　４２—４４％。②比例

超過　３５．５％，這也許表明在土地改革的熱潮中“富農”的土地也和地主的土

地一樣被沒收了。

中國的地權很不平均，但比起其他許多“不發達”國家來，也許還要好

一些。在全國經濟委員會所屬全國土地委員會和財政部、內政部的指導下，

對　１６　個省，不包括滿洲，進行了一次土地調查，得到關於　３０　年代最好的數

據（見表　１５）。這些數字中有某種向下的傾向，這是因為包括的資料僅僅是

關於實際住在所調查的土地上的地主的。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這次調查所涉及的

１，２９５，００１　戶自耕農，平均保有土地　１５．１７　畝（２．５　英畝）。但在被調查的

① 同上書，第　193—196　頁。

② 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　87、89　頁；利皮特：《中國的土地改革與經濟發展》，第　95　頁；肯

尼思？R。沃克：《中國的農業規劃：社會主義化與私人部分，1956—1962　年》，第　5　頁。

農戶中，有　７３％擁有土地　１５　畝或　１５　畝以下，只佔土地總面積的　２８％，而　５

％的農戶擁有土地　５０　畝或　５０　畝以上，佔土地總面積的　３４％。大地產很少是

由所有者自己耕種的；僱用勞動力的商業性農業更屬罕見。土地一般是出租

給佃戶，或者由地主耕種一部分（使用他的家庭勞動力還是僱用勞動力則視

地產的大小和地主的社會地位而定），餘下的出租。在　２０　世紀，由於內地許

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壞，有愈來愈多的地主離開農村鄉鎮而尋求城市

的保護。他們通常只保留對地產的財務上的興趣，而把監督佃戶和收租的事

委託給地方上的代理人（如長江流域的租棧），後者常常從“壓榨”當事人

中撈到更多的好處。①特別是在東南沿海一帶，這種做法把新的嚴酷引進了農

村階級關係——它從來不是田園詩的主題，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也

罷，但比起處在市場無情的壓力下，也許多一點個性與人情。

珀金斯提出，在　３０　年代有　３／４　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數是

透過務農以外的途徑致富的。換句話說，在中國有些地方，土地是有錢的商

人和其他人的一種投資，這些地方的資本收益報酬率不錯，因為已經穩固的

穀物市場依靠的是廉價的水路運輸，這些地方就是比較城市化和商業化的長

江流域和南方。②表　１６（５）的資料表明各省地租佔地價的百分數與租佃發生

率之間的大致關係。貴州在西南有些特別，有如北方的山東。以前者的情況

來說，也許跟其他一些比較貧窮和落後的地區一樣，高租佃率的基礎可能在

於“封建的”地主－佃戶關係（勞役、苛捐雜稅、更牢固的控制）的永續性，

而不在於土地嚴格的商業收益。③在總的租佃率低的山東，地權收益高，這也

許是由於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員為山東每畝土地的“平均”價格所挑選的

數字所致。④

關於中華民國租佃情況的估計，很不一致，當然，地方差別很大，但總

的看來，約有　５０％的農民牽涉進地主－佃戶關係——約　３０％為佃農，他們租

種全部土地；２０％以上為自耕農兼佃

３０　年代的租佃情況、租佃面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