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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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即使不是真正土生土長的，在

他們中間也是可以利用的。

首先，甚至最洋化的中國人也不會喪失其具有中國特點的意識。在國外

居住反而會增強這種意識。文化的摩擦產生熾熱的愛國心。最虔誠的愛國者

是孫逸仙，他接受中國傳統的經驗最少，國外的現代民族主義最多。

但是，這裡涉及的不只是愛國的動機。人類思想的奧妙一般來說似乎是

靠大量運用類比，如在確定時間時，用“前”和“後”來表達，這兩個詞原

是用來指空間的位置。在時間的階梯上，我們“看到了”“前”“後”依次

發生的歷史事件。類比的和形而上學的思維導致我們根據比較熟悉的事物去

想象較不熟悉的事物——總之，為了逾越大洋之間的鴻溝，我們不得不主要

用我們頭腦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①因此，我們發現一個個中國愛國者不

② 約翰？海厄姆：《專業化的發源地》，載亞歷山大？奧利森、約翰？沃斯編：《現代美國的知識構成，

1860—1920　年》。

③ 保羅？A。科恩在他的《傳統和現代性之間：晚清中國的王韜和改革》第　9　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內地

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蹟。又見路易斯？T。西格爾：《唐紹儀（1860—1938　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外交》（哈

佛大學博士論文，1972　年），第　92　頁及以後；琳達？邢：《過渡中的中國：伍廷芳（1842—1922　年）的

作用》（洛杉磯加州大學博士論文，1970　年）。

① 就中國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學和思維過程似乎研究得特別不夠。關於隱喻思維的一次受歡迎的討論，

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勵，而且他自己的思考過程也使得他在中國尋找他在外

國看到的相似物、同類物，或中國的對應物。②

１９　世紀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種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尋求安慰，即西方科學

的各種要素一定是來源於古代中國。在為西方科學訓練辯護時，有的人因此

宣稱西方科學的基礎是從古代中國的數學借鑑的。為了避開那些恐外仇外的

人，搞現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東西當作中國原先已有的東西偷偷帶進

中國。當康有為在古代中國的三世說（見《劍橋中國史》第　１１　卷第　２８８　頁，

即本社出版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　３２９　頁）中找到了現代西方的進步

思想時，他使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現代化的中國人的心目中，他們

必須以他們能夠在中國蒐集的一切類似物去對照外國的文化。約翰？杜威的

學生胡適是最無所畏懼的反崇拜偶像者和中國遺產的揚棄者，他寫的哥倫比

亞大學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

當然，早期的西化運動和後來的現代化運動很快懂得如何去作出區分。

最初，歐洲和美洲在中國匯合成一個外來社會（儘管這個社會內部有廣泛的

差別），它發展了一種商業－工業－軍事的能動主義，看起來是其整個外來文

化的產物。蒸汽機、代議制政府和基督教乍一看似乎是連在一起的，“西方

文化”降臨到中國大地時，看起來比後來所表現的要更加一致，因而更具威

脅性。它的威脅似乎要求中國變成自衛的商業－工業－軍事的國家。

但是，正是“西方”的這種多樣性，使人們明確了西化必須是有選擇的；

一般地說，選擇的標準是西方的方式要適合中國的需要，這樣，引進的東西

能紮下根來並變成中國的東西。外必須適合內。

的確，人們禁不住斷言，甚至在現代中國，國外鼓動的革新仍必須作為

“傳統內的變化”①而出現。因為即使與傳統最驚人的決裂，仍然是在繼承下

來的中國方式和環境的日常連續統一體中發生的。纏足的結束和婦女的解

放、白話文的寫作、對國家而不是對君主的忠誠、孝道的放棄，這一切都從

中國文化領域中找到了根據。變革的步伐可能會產生眩暈、恐慌和反崇拜偶

像的心理，但變革仍然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