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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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貿易在滿洲和華北居支配地位，在南方最小。英國與此相

反。美國貿易在　３０　年代中期超過所有其他國家，集中於華中。１９３１　年後日

本份額的下降在某種程度上是測量“滿洲事件”後中國人抵制效果的尺度。

剩下的問題是上述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模式對中國經濟的全面影響。我

們曾明確指出，這些影響總體上比在其他許多“不發達”經濟中小得多。但

在許多中國和外國的觀察家看來，它們對形成中國現代史的過程是最為關鍵

的影響。我們認為，現在的困難是如何從外國對　２０　世紀中國複雜的總影響中

分離出純粹的經濟因素。①中國因近代與西方的相遇而改變了，正是獲得經濟

利益的希望首先把外國人及其生活方式帶到了中央王國。外國的經濟活動，

對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形成一個華資和外資企業的貿易與製造業的小小現代部

門，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國經濟總體上沒有大的變化；頂多不過是出現了一

種“區域性的發展”。外國對現代經濟部門的主要作用，建立在強制的低關稅

和治外法權的特權上，受到本國高度發達的工業經濟的支援，並得力於從賠

款和償還給外國債權人的借款中吸吮資本。但所有這些對中國經濟的停滯只

應受到部分的責難。過此就是掩蓋意識形態和政治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

西方衝擊的最深刻的後果，它幾十年來阻撓一種有能力替換過去的儒家帝國

模式、並利用現代工業技術所固有的經濟發展可能性的新的政治一體化的出

現。

中國的經濟，至少在本章所涉及的年代，在中國歷史戲劇的展開中沒有

佔據舞臺的中心。它只是配角中的一個——也許只有幾句精選的臺詞——聽

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將軍、宣傳家和黨的組織者的吩咐。

① 見本書第　3　章，費惟愷：《外國在華的存在》。

第　３　章 外國在華的存在

外國在民國初期紮下根來，這表現在許多方面：領土、人民、透過條約

或單方面要求取得的權利、武裝力量、外交、宗教、商業、新聞業、海盜般

的冒險以及種族的態度。本文在下面將扼要地論述外國人對中國的政體、經

濟、社會和心態進行衝擊的各主要形式的一些方面。外國的存在在生理、智

力和精神方面引起的結果仍不是本文所能總結的範圍。

外國的網路體系

不像印度、東南亞（泰國除外）和非洲的大部分地方，中國沒有被在　１９

世紀後半期強行進入虛弱的清帝國的外國列強所瓜分和統治。中國太大，任

何一個強國不能獨吞；它似乎又是極其令人眼花繚亂的戰利品，不可能進行

滿意的分髒。結果，中國的主權受到損害，但是它從來沒有瀕於消滅。外國

人始終承認存在他不得不與之進行鬥爭的中央或地方的中國權力。但是，在

中國領土的一些地方，為了外國要求者的利益，以及由於過於虛弱的中國無

力拒絕的要求，那種權力正式地被削弱甚至放棄了。這些地方是形式不同的

條約港口、租界、租借地和列強的勢力範圍。

條約港口

“條約港口”（ｔｒｅａｔｙ　ｐｏｒｔ）是一個變化不定的名詞。“港口”的精確

界說是一件引起爭議的事，因為授予外國人以居住權和貿易權的南京條約

（１８４２　年）的英文字更廣義地寫成“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ｔｏｗｎｓ”（城和鎮）。但是，

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和寧波是海港，這是沒有問題的。到　１８９３　年，增闢

了　２８　個地方進行對外貿易，在　１８９４　至　１９１７　年又增闢了　５９　處，在　１９１７　年總

數達　９２　處。其中有的是內地城市或在中國陸上邊境的一些地方；另一些是沿

海港口或滿洲的鐵路交叉點；許多增闢的地方則是長江或西江江畔的港口。

總起來，他們通稱為商埠。從法律上說，開放對外通商的港口分為三類：“條

約港口”本身，即由於某項國際條約或協定而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