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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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在本地賣的（如珀金斯所認為的），那麼這種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數

商人；定期集市是農民互相買賣的地方。珀金斯認為市場上主要是地主在賣

稻穀，他們不必在收穫季節賣，由於訊息靈通和有聯絡手段，他們也很少會

上當受騙，如果這也是正確的（見前文），那麼，買方獨家壟斷一說就很難

成立。

我在前面曾經指出，農業與工業之間的貿易條件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一般對農

民有利。種植和銷售經濟作物的能力是促使　１９１２　年至　３０　年代期間農業總產

量有所增加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它使這個時期的人均收入大致上不變。的確，

農村集市是無組織的，有時候似乎是存心與小生產者為難，也許過多的中間

人成了負擔，所有這些妨礙了產量有更大的增長並明顯地損害了農村福利。

但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它對幫助傳統經濟制度保持執行起了足夠好的作用。

在北京政府直到　１９２７　年的統治下，接著在南京政府的統治下，農業稅也

許是不公平的負擔，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仔細的研究。田賦主要是由省

或地方徵收。地方上的權貴與收稅員勾結是普遍的，結果不相稱的負擔份額

落在了小農身上。田賦還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轉移到佃戶身上。此外，還有

這樣一些弊端，如強制預徵、操縱匯率和各種額外費用等等。①在國民黨統治

的最後十年，重慶政府透過戰時田賦徵實和糧食徵購加重了小農和佃農的賦

稅負擔。

如果負擔不公平，那麼田賦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最重要的經濟特點，就是它未

能將地主佔有的農業盈餘的較大份額收回來，重行分配到生產投資上去。賦

稅的標準實際上是低的，反映出國家對地方社會鞭長莫及（見後）。跟信貸

和市場交易一樣，農業稅制度加強了一種收入的分配模式，它只容許產量有

不大的增長，而個人收入和福利則根本沒有增長。

對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期間的中國農業進行定量研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戰

① 見李文治和章有義編：《農業史》，2，第　559—580　頁；3，第　9—65　頁。天野元之助：《農業經濟》，

2，第　1—158　頁。

爭和內戰終止了南京政府十年的農村統計資料最起碼的收集。華北是主要戰

場，農田的破壞、運輸的癱瘓、人力畜力的徵用、軍糧的索取、上升的政治

鬥爭對農民的影響，這一切在華北肯定比在華南和華西更嚴重。②戰前日漸商

業化的程序倒退回去，農業生產力和產量下降，城鄉間的商品流通被破壞。

甚至到　１９５０　年，根據人民共和國最初兩年所做的調查，華北的一些地區由於

人力和畜力的損失，產量還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最高點。①嚴酷的日本佔領和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的大戰，都較少波及華南和華西，但這裡也有軍隊徵用人力和

糧食造成的損失，而且從　１９４７　年起，失去控制的通貨膨脹削弱了對城市地區

的糧食和工業原料作物的供應。中國城鄉經濟的崩潰到　１９４８　年中期成了事

實。

② 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　278—287　頁，簡略地敘述了　1937—1948　年間華北農村經濟所遭受的

破壞和擾亂。

① 中央農業部計劃司：《兩年來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彙編》，第　141—144、149—151、160、162、226—

236　頁。

運輸

在整個民國時期，發展很差的運輸始終是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缺點。無

論從微觀或宏觀來看這都是明顯的。１９１９　年，中國的主要工廠漢陽鐵廠生產

一噸生鐵的成本是　４８．５０　元，而在　１９１５　年，滿洲本溪的日本鐵廠生產一噸生

鐵只需　２２．００　元。本溪本地產的焦炭，５．７４　元一噸，但由於修築粵漢鐵路進

展緩慢和從　３００　英里外的江西萍鄉用木船運輸的效能差，使得焦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