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政界往事

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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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檢當時與後世的文獻資料，很難找到證據證明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蘇轍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在內，反對變法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或者是過於保守、僵化等等。從資料中判斷，元老重臣中確實有那種保守到了昏聵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馬光、蘇東坡、蘇轍和黃庭堅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業巔峰之際，他們冒著與年富力強的皇帝對著幹，從而可能喪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風險，而反對變法，怎麼樣猜想也一定應該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對。否則，便很難解釋他們是如何在當代與後世獲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們保留下來的文獻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記載著他們憂慮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幾乎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痛苦掙扎的情形。比如，作為變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不止三、兩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來說，只有這種來自民間的呻吟，最容易使這些具有社會和文化良知的文人們激動起來，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長留在歷史與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觀之，如果一定認為他們代表了大貴族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表了某種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場才反對變法的話，我們就必須同意這樣一個前提，即，蘇東坡們在寫下所有那一切輝煌文字的時候，實際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們落後而反動；在經濟上，他們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們虛偽而心理陰暗；在個人品德上，他們狡詐而偽善。否則，我們將無法自圓其說。

然而，我們所受過的所有教育、一切歷史知識和生活常識，在在都在告訴我們，事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麼，事實究竟是怎樣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後的我們，很難如臨其境地體會當時人們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只能根據那些文獻史料、經驗與常識去推測當時所發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們仔細思索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間，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切的話，透過這些我們曾經親身感受過的事情，再回過頭去觀照發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場變法，自然會生髮出許多不同的觀感。這樣做很有可能比單純理論上的推導更可靠。

在當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進行一場變革，其艱鉅複雜的程度自不待言。從安徽小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歷程告訴我們：改革的成功與進步，至少需要滿足下列必要與充分條件：國家決策層治理好國家的政治善意與目標，改革目標與社會發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會發展程度與改革步驟的適應，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驟與準備，穩妥而正確的實施路徑，貫徹執行改革的人力資源等等。從中國改革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進展來看，上述判斷應該不算冒昧。

以此返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變法，我們會發現，上述需要滿足的必要與充分條件中，只有第一條，即政治善意與目標勉強可以算是得到滿足了，其他所有條件，不是殘缺不全，就是根本無從談起，有些甚至相反。

從變革的實施及其結果看，今天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進展，均伴隨著部分人群的歡欣鼓舞與相對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這使變革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並一次次渡過相當痛苦的陣痛。以此一步步推進的結果，累積成為整體的社會進步、相對富足、國力增強與越來越多的支援和認同。

返觀一千年前的情勢，則相當令人沮喪：王安石變法的一些重要內容及其推進，時常伴隨著特定階層小部分人群的興高采烈與其他階層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強行推進的結果，積累成為國庫的迅速充盈；其代價則是國家管理階層的徹底分裂，演變的後果是政治空氣的極度惡化與墮落；民間的肅殺與蕭條，演變的結果是越來越強烈的反對甚至反抗。事實上，我們所能看到的反對人群，包括了不同階層的人們。

由是觀之，我們大致可以相信，相隔一千年的兩次變革，完全無法等量齊觀；任何將兩者進行類比的企圖，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或者從哲學意義上說，對於這兩個基本不同質的、變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無法進行比較。而若要採用今天的理論框架，對一千年前的變革進行進步或者反動的價值判斷時，如果不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