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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突然變成了一趟官差。
那時候，國民政府的各大機構已經陸續遷往臺灣、廣州、福建和四川，但政府中的許多官員和家眷卻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依然滯留在南京上海，轉移他們的任務於是就落到了社會部的頭上。說起來，所謂的“護送”工作其實相當簡單，無非是按照預定的安排把名單上的男男女女帶到指定的地點，就如同旅行團的導遊一樣。不過對蔡智誠而言，這“社會部專員”的身份卻顯得十分微妙。
在當時，國民黨的官員大致有三類。一是“選任官”（分“特任”和“簡任”。這裡的“簡”通“撿”，挑選的意思），二是“派任官”（分“特派”和“簡派”。蔡智誠先前在中紡公司的那個差事就屬於“特派”），這兩種官吏都屬於“政務官”，不僅要參與政策的決定與推行，也要與政治同進退，所以動不動就需要辭職，飯碗並不十分牢靠。相對比較穩妥的是由考試院銓敘核定的“常務官”，這“常務官”也就是所謂的“公務員”（公務員的概念是國民黨於1931年提出的，意指基層文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長推薦、考試院甄別同意的“薦任官”和經公務員考試產生的“委任官”，雖然級別比較低一些，但好處是隻從事行政事務，不用對黨務和軍務負責，比起做政客或者當軍官少了許多麻煩。
社會部裡五花八門的專員很多，一般都屬於“特派”，但谷正綱卻繞了個圈子從考試院給蔡智誠弄來一張“六級薦任”（相當於現在的縣處級）的派司，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藉此機會改任文職，不再回到軍隊中去——這樣的事情當然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蔡智誠還不至於傻到再去找谷正綱問個水落石出，於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這“護送專員”的美差。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準備會在招商局大樓召開。主持會議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劉耀漢，這傢伙是個留美的海歸，抗戰時期曾經擔任過美軍顧問團的首席翻譯，經常陪著外國大鼻子到傘兵基地來視察，並且還給“留美預備班”的學員上過課，所以蔡智誠對他並不陌生。出席會議的有傘三團團長劉農畯、傘兵軍械處主任陳家懋、港口司令部海運組長吳鐸、招商局副總經理黃慕宗（解放後任上海徐彙區政協委員）以及蔡智誠等十多個人。
劉耀漢在會上宣佈：“中字102”滾裝輪將運載傘兵第三團、傘兵司令部軍械處、第22兵團通訊隊以及轉送福建的 “國大代表”和家眷，共計四個單位三千餘人和兩千多噸物資，定於4月13日啟程前往福州，預計航程48小時左右。行船期間由劉農畯擔任軍事指揮長、傘兵第三團負責紀律糾察，規定每隔八小時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運組）報告一次位置座標，並劃定了具體的航行線路。
有兩個問題在會議上引起了爭論。
首先是為了船員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長和報務員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透過工會組織招募的，而當時上海的海員工會有兩個，一個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會”，另一個是成分比較複雜的“中華海員工會”。傘兵三團預先擬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賓華僑，解放後在上海水產學院工作）和輪機長武成跡（原“重慶艦”水兵）都來自於“中華海員工會”，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對。黃慕宗副總經理的意見是，LST級坦克登陸艦使用的是內燃機，與傳統的蒸汽發動機有很大的區別，而“中華海員工會”的技術比較差，高階船員應該由“均安會”的人擔任才合適。傘兵三團為此與招商局爭吵了好久，最後才確定了船長林祥虯（原中字102號船長）、大副顧庚源、二副施君鵬、三副龔祖德、輪機長楊林坤、水手長周葉生、舵手陸蘭生……白力行和武成跡都被撤換掉了。
接著又討論艙位安排的問題。LST登陸艦的噸位不小，但由於當初的設計是專門用來運送坦克的，所以艙位並不大。傘兵三團和傘兵軍械處的裝備充足，第22兵團的通訊器材也裝了滿滿的十輛卡車，而蔡智誠護送的“國大代表團”雖然只有四十多個人，但不僅需要單獨的床位，而且還攜帶了許多亂七八糟的“貴重物品”，這樣碰不得那樣也壓不得，擺在船艙裡特別佔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軍運為重”，建議精簡非軍事人員和非軍事物資。對此，蔡智誠的態度十分堅決：自己團隊中的一個人也不能減，私人物品一樣也不能丟。他還反過來建議傘兵三團應該精簡軍糧，因為“中字102”在海上只航行48小時，隨船攜帶三天的糧食就足夠了，根本沒必要裝載那麼多的大米……
會場上頓時吵得不可開交。從道理上講，“軍運為重”的理由當然更加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