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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軍事調停小組”還在繼續工作、“國民大會”的籌備名單中也依然有共產黨人的名字……
這時候，社會各界也沒有放棄和平的最後希望，蔡式超老先生給孩子們寫信，講來講去都是“避免戰亂、休養生息”的大道理，甚至還引用了趙藩的名言：“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蔡家的兩個兒子看了以後哭笑不得，心說：打不打仗，豈是我們這樣的小軍官能夠決定的，恐怕就連蔣委員長也沒有多少辦法。
在當時，政府面臨的最大困境是共產黨阻斷了華北的交通線——從上海到北平或者天津只能乘坐輪船和飛機，江蘇的陸路到不了山東，濟南到青島的鐵路也無法通行，政府官員出了首都只能向南走，因為蘇北就屬於共產黨……交通的堵塞使國民經濟陷入癱瘓，解放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又使大批地主逃離家園。於是，南方的資本家和北方的地主都在叫苦連天，紛紛要求中央“採取行動、改變現狀”。
改變現狀的最佳途徑是進行談判，可國共雙方的談判總是不見成效。國民黨要求“恢復交通”，共產黨就要求政府“先承認交通沿線的解放區的民主政權”；國民黨說政權問題要由“國民大會”決定，共產黨就反對召開國大，要求“先進行充分的政治協商”；國民黨要求中共軍隊進行整編，中共同意整編、但要求國軍先“退回到1月13日（調停小組成立時）的位置”，也就是要國軍撤出關外；蔣介石急了，一傢伙撕毀停戰協定、還發布“最後通牒”，可毛澤東卻不怕，寫文章說“美帝國主義極其走狗都是紙老虎”……
於是，蔡智誠和蔡智仁都認為內戰已經不可避免了。他們覺得，事情鬧到這一步，其實不是哪一方或者哪個人的一相情願，而是國共雙方基於各自目的的共同選擇。
但是，在46年8月的上海，蔡智誠和蔡智仁都沒有想到今後的內戰將會演變成席捲全國、並最終奪取政權的全面戰事。
他倆以為，所謂“國共內戰”，無非是圍繞著交通線的打打談談。頂多用上半年時間，國軍就可以完成軍事目的、把各條鐵路線貫通起來，到時候共產黨沒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解決問題就容易多了。
雖然都是國軍精銳部隊的基層骨幹，但蔡家兄弟其實對自己的對手一點也不瞭解。他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國軍的力量比八路軍強大得多，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失敗的，這場戰爭如果打得好了可以所向披靡，即便打得不好也可以把共軍趕到山裡去打游擊，以後再慢慢“剿匪”就是了。
兄弟倆的心裡很清楚，以國民黨當時的狀況，不僅沒有在政治上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在經濟上也難以承受長期的戰事。但他們也同時認為，國民黨無法辦到的事情，共產黨就更不可能辦到，所以這場戰爭一定是短期的、區域性的。
“打就打吧，眼下的局面這麼難堪，打一打試試看，或許還可以打出點希望來”。蔡智誠記得，這是他二哥最後的觀點。
9月1日，蔡智誠送哥哥上輪船。
在碼頭上，蔡智仁拍了拍弟弟的臉，笑著說：“趕快到美國去讀書吧，打仗的事就用不著你操心了”。
蔡智誠也叮囑道：“二哥，在戰場上要小心一點”
“放心吧，我在軍部當差，就象進了保險箱一樣安全”。
蔡智仁聳聳肩膀，轉過身，米黃色的風衣就混入了擁擠的人群。從此以後，這件風衣的顏色就和二哥匆忙的背影一起，永遠地留在了蔡智誠的記憶中。
1946年11月15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和民盟黨派聯合抵制了由國民黨包辦的這屆不民主的大會。
當月，中共代表宣佈不再接受美國政府的軍事調停，周恩來等人隨即離開南京、返回延安。
——在蔡智誠的觀念中，從這個時候起，全面內戰爆發了
46年9月中旬，參謀總長陳誠、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視察了岔路口傘兵總部，並且告訴大家一個好訊息——國民政府準備在雙十節那天舉行閱兵儀式，而且；閱兵演練的主角已經選定為“空軍傘兵總隊”——這對軍人而言真是個莫大的榮譽。
說實話，這個突如其來的“榮譽”確實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因為，當時的傘兵雖然名義上屬於空軍編制，但實際上不僅指揮體系不統一，而且駐地也很分散——司令官馬師恭帶著副官處和六個主力分隊去了瀋陽，馬司令本人兼任“東北行營警備總隊司令”，只聽從杜聿明的調遣；而其他的戰鬥分隊則散佈在寧滬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