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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期，陸軍突擊總隊的領導層進行了一些調整，最重要的變化是原先的李漢萍司令調走了（後任邱清泉兵團參謀長，於淮海戰役中被俘），由“軍政部戰車兵處”的處長馬師恭少將接任傘兵部隊的指揮官。
馬師恭是黃埔一期生，陝西人，與杜聿明既是同學又是同鄉，資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論功行賞，傘兵隊許多人的軍銜都升了一級，劉農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鍵少校升了中校，就連蔡智誠上士也變成了蔡智誠少尉，大家都很高興。
其實，剛開始，蔡智誠並不願意當這個少尉。這倒不是因為他清高，而是由於上級有規定：具有青年軍背景計程車兵可以申請退伍，而在冊軍官則必須繼續服役。蔡智誠是從青年軍207師過來的，如果照舊當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學接著讀書，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軍隊裡了。
讓蔡智誠決定繼續服役的原因是一張佈告。那佈告上說，傘兵部隊計劃挑選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語基礎好、有培養前途的軍官參加“留美預備班”，先在國內集中培訓一年，然後送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三年——這個訊息給了蔡智誠極大的鼓舞。一直以來，他都心存“建設高素質軍隊”的美好願望，他覺得，如果有機會到美國的軍校去學習，一定可以在那裡找到“使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運用”的好辦法。
11月份，參謀處宣佈了“留美預備班”的大名單，名單上總共有四十多個人，而最終能夠到美國軍校進修的卻只有十六個名額，這意味著預備班的學員有一大半將會被淘汰，競爭十分激烈。在這些“預備留學生”中，蔡智誠的資歷是最淺的，他的同學中不僅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有屢立戰功的抗戰老兵，還有他的上司劉盛亨分隊長，而班上資格最老的學員是總隊參謀一科的少校科長，名叫鍾漢勳。
鍾漢勳是湖南人，中央軍校十三期畢業生，他是剛從第五軍調來的，與參謀處長劉農畯的關係很好（他倆是老鄉），因此，他去美國留學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蔡智誠知道，要想在這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必須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預備班”的校舍設在昆明北校場，也就是先前的青年軍207師機炮大隊的訓練基地。年初的時候，蔡智誠曾經是這個地方的“少尉教員”，年底回來的時候卻又成了“少尉學員”，而且這兩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嶄新的——世事真是難以預料。
選擇北校場作為預備班的校舍，是因為這裡距離西南聯大比較近（聯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雲南師大附近）。
“留美預備班”的基礎課程當然應該以英語為主，除了學習語法、鍛鍊聽寫、翻譯作文之外，還要了解美國的社會情況和生活習俗。受聘給軍官們上課的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都有股子美國派頭，走上講臺、剛解釋幾個單詞就開始批評時弊，從總長罵到鄉長、從上將罵到上士，用中文罵了再用英文罵，罵夠以後、摔門就走了。
面對著同一個中國，在國民黨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錢”（出門搞“接收”、處處能發財），在共產黨的筆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語出毛澤東《沁園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裡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簡直一無是處。
這樣的教學方式當然不能符合軍方的要求，於是只好換人。可換來換去，留洋教授的脾氣都差不多，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夠連續上滿三節課，搞到最後，軍官學員們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實，大學教授們並非特意和軍人過不去，只不過因為這麼些年裡他們都是這樣抨擊時事的，已經罵習慣了、一時半會地剎不住車。
抗戰期間，雲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軍政、“民主堡壘”和學生運動。說起來，龍雲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執政方略，大學教授高談闊論、青年學生遊行示威，他都持以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專院校也就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龍雲主席、對其他人統統可以亂罵。
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並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委，所以發言的時候經常批評延安、很少指責重慶；另一類則是“自由派”，逮誰罵誰，既罵共黨也罵老蔣，其中有錢端升、楊振聲、伍啟元、華羅庚和馮友蘭等等一大幫；專罵執政黨的“激進派人物”其實並不多，但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