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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共產黨正在軍隊裡開展“三查”“訴苦”運動，也就是查工作、查思想、查階級，透過“訴苦追根”查出階級根源，然後讓“剝削階級思想向無產階級思想投降”，大家再重新站隊，全都站到了勞動人民一邊……國軍軍官對這種做法雖有耳聞，但卻鬧不清是怎麼回事，於是就組織共軍俘虜進行現場表演，讓國民黨的政治指導員和政治協理員在邊上觀摩旁聽。
訴苦會的效果真是驚心動魄，震得國軍將士目瞪口呆，大家都說共產黨的這一招實在太厲害了。
可厲害歸厲害，最後還必須批判才行，這講評的任務就落到了指導員的頭上。於是蔡智誠就指出：共軍訴苦的實質不是“哭窮”而是“均富”，這是長毛造反的老招數，共軍把貧窮的仇恨都推到有錢人的身上，把暴力土改當成了讓懶人致富的捷徑，這分明屬於違背社會傳統道德的行為……蔡指導員在臺上講得口乾舌燥，底下的聽眾卻應聲寥寥，因為明擺著的情況是共產黨那邊歡欣鼓舞、國民黨這邊怨聲載道——不能給老百姓分地分糧食，扯什麼傳統道德都無濟於事。
羅華被解放軍的訴苦代表搞得眼淚汪汪，光顧著哭了，結果共產黨的宣傳沒弄懂、國民黨的道理也沒聽清。他懵懵懂懂地問指導員：“老蔡啊，我祖上也是有房子有地的，後來被我爺爺耍錢輸光了，你說這賭博到底算不算是剝削？”
“……”，蔡智誠也不知該怎麼回答才好。
1948年的上半年正處於“戡亂戰爭”的全面防禦階段。對國軍而言，這種形勢雖然比較被動卻不用太動腦筋——反正共軍沒有打來的時候大家就休息等待，等共軍打到哪裡再去哪裡救火，一切行動聽共產黨的安排。
這期間，“徐州陸總”將原先的三個綏靖區增加為十一個，把戰區劃成了一塊塊“責任田”，從表面上看是用“點線防禦”的辦法謀求面面俱到，但其實是處處設防、處處分兵，根本無法集結力量。遇到突發情況的時候只好由一兩個整編師臨時組成戰略機動單位（也就是通常所稱的“小兵團”）四處應付，結果是遇到小股共軍圍不住、遇到重兵集團又吃不消，顧此失彼、疲於招架，幾個月下來就身心疲憊、士氣低落了。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自從48年的春節過後，突然一下子就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了好多共軍主力。這個時期，各地紛紛傳言“共產黨正在全面徵兵，青壯年男子都加入了軍隊”，而鄉村道路兩旁的赤色標語也從原先的“奪取民主自衛戰爭的勝利”變成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徐州的形勢陡然變得萬分緊張，蔡智誠他們在城裡也呆不住了，不得不一次次外出作戰。
48年4月，徐州城裡的各軍政單位正忙著熱烈慶祝蔣介石當選“行憲”之後的首任總統。在剛剛結束的國民大會上，老蔣在兩千七百多名代表中間得到了兩千四百多張贊成票，真正是眾望所歸、如願以償，值得全國人民歡欣鼓舞。
可共產黨人卻一點兒也不給蔣總統留面子。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大會，共軍的蘇北兵團（司令員韋國清，政委陳丕顯）就在首都的邊上開仗。華野2縱（滕海清）、11縱（胡炳雲）和12縱（陳慶先）先是攻克了益林，接著又向鹽城發起猛攻，整得國軍雞犬不寧、不得不抽調重兵進行圍堵，從而引發了“第二次鹽南戰役”（也稱“鹽南出擊戰役”）。
參加此次戰役的國軍南線兵團由整4師和整25師組成，司令是黃百韜；北線兵團由整72師和整83師組成，司令是張雪中，第三快速縱隊擔任戰役總預備隊，主要在射陽河一帶活動。應該說，國民黨軍在這次戰役中的表現還是很不錯的，南北兵團兩面夾擊，到5月下旬就擊退了共軍的進攻、奪回了先前丟失的城鎮，並且還佔領了蘇北軍區的根據地合德（今江蘇射陽），以至於解放軍方面也承認“鹽南出擊戰役是一次不成功的進攻作戰”。
這次戰役失利的原因，華野方面認為是“戰線過寬，兵力分散”，但在蔡智誠看來卻是蘇北兵團的訓練水平不夠強。蘇北兵團是48年3月剛剛組建的部隊，老兵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山東人，這些戰士基本上都不會游泳，在南方的水網地區殺來殺去、被淹死的比被打死的還多。雙方軍隊在射陽河兩岸穿梭交戰，共軍很快就失去了機動能力，跑也跑不動、聚也聚不攏，豈有不吃敗仗之理。
不過，土八路雖然走水路不行，但只要離開了河網地帶，他們的行軍速度就快得嚇死人。
第三快速縱隊5月27日剛剛佔領了合德，31日就得到訊息：華野11縱正在圍攻黃口！——黃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