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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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又急又氣，經常一邊哭一邊把這幾個孩子挨個打一遍。當時我才三四歲，剛剛學會說話，看到紅紅她媽打紅紅姐姐心裡很是生氣，於是跑過去教訓紅紅媽媽。紅紅媽媽看到這個跟凳子一般高，連話都說不利索的小人兒也居然一板一眼地來跟自己講道理，哭著哭著，忍不住笑了，也就不打孩子了。紅紅家裡幾個孩子都挺爭氣，後來都考上了大學，其中紅紅考上了北大。當時還在“批林批孔”，地方上對人們的管束比鐵Z局要緊得多，那個農機廠工人每天晚上要學習、批判、開會到晚上十點多快十一點才回來，回家時老婆孩子都睡了，自己喝兩口冰涼的紅薯小米稀飯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這就是那時中國老百姓過的生活。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十一、短缺時代

如果說，在那個時代除了政治迫害、戶口歧視之外，還有什麼讓人刻骨銘心的，那就是無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對今天的年輕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輕人除了缺錢，感覺不到什麼物資的短缺。是的，最珍貴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東西，平時人們只看得到金銀珍貴，但沒有人去多想，看不見、摸不著的空氣和到處流淌著的水，對一個人的生命來說才最珍貴，如果沒有空氣和水，多少金銀都是無用的。然而在那個時代，基本生活物資的短缺是家常便飯，影響到了每一個老百姓的生活（當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當別論）。為此，當時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專門研究了這種現象，還寫出了一本《短缺經濟學》。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長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後的七十年代，我國人民的生活仍然極度貧困。當時的糧食供應是根據不同工種來的，重體力勞動如鐵工、木工就多一點，腦力勞動和輕體力勞動的就少許多。當時我父親定量是四十五斤，母親只有二十多斤。供應的糧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礪得難以下嚥的玉米麵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頓純粹由白麵做成的饅頭，都成了很多人家難以實現的夢想。副食供應更差，每人每個季度定量僅供應肉五兩（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兩。不但糧食和肉類和食用油要定量，連布、糖、蛋，甚至豆腐……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應。而農村戶口的家屬，卻是連這一點可憐的供應也是沒有的。

時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數人回憶以往毛澤東時代“幸福生活”時還經常唸叨說，那時豬肉幾毛一斤，糧食幾分一斤，沒有從當時經歷過來的人乍聽起來確實感到挺便宜。可這些人獨獨“忘記”了，這個價格只是理論上的價格，或者說是基本上不存在的價格。因為，當時只是按定量供應發放票證，如果沒有這小小的票證，多少錢也買不來這些東西。而一個月一兩、二兩的豬肉配給，不到一兩的食用油，如何滿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當時中國老百姓不僅收入低，而且就這麼可憐的收入也並不能購買到可以滿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這為以後發生通貨膨脹早已打下了基礎。

近一些年以來，隨著對出版控制的放鬆，一些能夠真實反映中國老百姓真實生活情況的統計資料被披露出來，下面我就摘錄一段：　一九七六年，人均佔有糧食381斤，低於1952年395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油為3。2斤（平均每月2。66兩，每天0。88錢），低於1952年（4。2斤），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23。6尺，低於1956年（25。9尺），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低5。6尺。人均住房面積，則從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2平方米。（「注」資料來源：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一文，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看到這些少的可憐的資料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在當時中國這個官僚隊伍龐大的國家裡，身居高位的官僚們，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幾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給份額，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東西比這些統計資料反映得還要少。這就是那個時代經濟“每年增長12。5％”的真相。

鐵Z局作為一個大企業，是工人階級中排名最靠前的“鐵老大”，特別是與當時特別短缺的鐵路運輸方面關係密切，單位也有不少運輸汽車，因而在物資供應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單位好得多的待遇。當時，單位有個供應段，專門有采購員在過節之前從外地運來一些生活物資，緩解物資匱乏的情況。有時從東北運來一些大米，有時又從四川運來一些豬肉，有時又從青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