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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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汙。既然拒絕選擇“革命道路”，我母親也就作為“地主階級狗崽子”陪著外公、外婆挨鬥。在批鬥會上，滅絕人性的造反派給她的脖子掛上一個十斤重的大木牌。然後，他們像欣賞一件親手創造的藝術品一樣看了看，覺得還不夠刺激，於是又一左一右加掛了兩塊磚頭。母親的腰被壓成了九十度，細細的麻繩深深勒進這個十五歲少女稚嫩的脖子裡。

整人成了一些人賴以娛樂和開心的方式，人性中醜惡的一面，在統治者的鼓勵下肆意地釋放。鄭八他們做了個蔣介石的模擬像，讓原來的地主、富農及不肯與他們劃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外婆腦子聰明，一聽就知道這是個陷阱。於是她對外公和母親都做了交代：無論造反派怎麼勸、怎麼打，都堅決不能喊。有些老實人就上當了，喊蔣介石“爹”，造反派一聽，更是找到了“地富反壞”們仇恨新社會的證據，就把他們往死裡打。造反派還給他們戴上高達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著他們在各個公社之間巡迴遊街示眾，有時要連續不斷地游上三五天，連續不斷地被驅趕走上幾百里路。

鄭八為當年娶大姨未遂的事情，對我們這個家庭一直懷恨在心，於是格外“優待”我們家。在批鬥大會上，他讓外婆這個小腳女人站在一個破凳子上，連罵帶打一會兒以後，再一腳踢翻；然後連打帶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腳踢翻。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鬥之前，我們外公、外婆、母親三個人都要和猶太人進集中營那樣做一次訣別。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面對那些喪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對那些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禽獸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母親表現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現出了血濃於水的親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幾個朋友悠閒地坐在一家咖啡廳裡，一邊品著咖啡，一邊心平氣和地討論：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現在如此冷漠、麻木？為什麼有些人那麼殘忍和缺乏人性？為什麼到處充斥著假冒偽劣？為什麼有些人為了發財不顧道義與良心、不擇手段？為什麼搞傳銷的人專事“殺熟”，連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為什麼當官的只要一有權就大肆貪汙腐敗、欺壓百姓？為什麼這個社會充斥了見死不救、見利忘義和見錢眼開？為什麼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墮落成沒有骨氣的政治娼妓，只會一味昧著良心歌功頌德？為什麼那幾個向克林頓發難，以顯示自己特別“愛國”的北大學生一畢業，竟然如飛鳥投林般奔向自己曾經痛罵的美國，而不留下來報效祖國？我說，要想揭開這個謎底，就請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這二十年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看看那時統治者鼓勵的是什麼，扼殺的又是什麼……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瘋狂國度（1966～1971）　四、亡命天涯

在文革前的幾年，雖然農村還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但由於實行“三自一包”，幾年之中農村還是出現了微小的貧富分化。勤儉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懶做的人要窮一些。前面提到的鄭八雖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為好吃懶做、揮霍無度，吃的雖好卻家徒四壁。鄭八的幾個孩子從生下來一直到文革，居然沒有蓋過被子。文革一開始，鄭八就帶著他的幾個兒子來我們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幾個兒子晚上把搶來的被子往身上一蓋，興奮地說，原來蓋被子睡覺竟然這麼舒服。其實當時的中國，除了少數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以外多數人都是赤貧的，也非常可憐。但高明的統治者恩賜給這些可憐的人一個樂趣：從人群中劃出“極少數”更可憐的一群來讓這些人折磨、虐待，從受虐者的慘狀中讓那些折磨他們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覺。

隨著造反派日復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體越來越差，腹部腫得像一口大鍋。但是造反派們卻依舊不依不饒，批鬥的手段越來越毒辣：在遊街時，把這些戴著木牌高帽的批鬥物件用繩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聲音響的二踢腳往他們頭上扔。伴隨著“嘭嘭”的巨響，一邊是這些老弱婦孺們驚恐萬狀地躲避，一邊是興致勃勃的造反派們開懷大笑。每到此時，外公和外婆都緊緊地護住我的母親，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嚇出個三長兩短。有個精神脆弱的批鬥物件，從此嚇瘋了。

恐怖的利斧不僅僅砸落到我們家頭上。當時大隊長的女兒小名叫改改，就是那個和我母親一起長大的、經常欺負我母親的女孩。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紅衛兵，最初抄家、批鬥別人的時候也是耀武揚威。結果過了幾個月，他爹因為糧食關時貪汙引起眾怒被整倒了，改改也霎時間從神氣活現的批鬥者、紅五類成了驚恐不安的批鬥物件、黑七類，和我們家一起受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