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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史志·史識·史心
千百年來，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一直有獨立地、整體敘述國家進步的志趣和能力，所謂“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史家的風骨、視野和對歷史本真的留存，成為中國記憶的一個重要部件。不過，自1644年明亡清興之後的300多年裡，除了顧炎武等極少數人，文人被“小學”徹底捆死，日日苟營於經學金石校勘的“乾嘉學問”之中。一直到“五四”一代，終於又出現了梁啟超、胡適、錢穆等大家，開始以整體敘述的方式重新描述中國，他們還引入西方知識，發現了新的研究方式，那就是胡適、傅斯年等人所謂的“四新”——“新材料、新辦法、新領域和新問題”。不過，由於身處亂世，他們的很多著作都是以講義稿的方式草草地流傳下來。這一傳統到20世紀50年代之後，再次失傳。
確切地說，一直到商業盛世的今天，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終於重新喚起了這樣的勇氣和抱負，可以預見的是，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整體敘述中國”將成為一個復興的文化現象。
俞雷的這部《追尋商業中國》，就是這股新史家創作潮流中的一個顯例，他試圖以編年體的方式重新整體敘述過去30年的中國商業進步。
首先，我必須對俞雷的這次努力表示敬意。在這個喧囂浮躁的時代，一個三十出頭的青年願意沉下心來，日日浸淫於史料之中，反覆求證，劍及履及，這是需要極大的耐力和勇氣的。作為他的一個同行者，我幾乎能夠體味到這其中的所有艱辛與寂寞。俞雷的工作聚焦於商業——如果更精準地說，是以市場營銷模式及理念的演進為基本線索，以大量的細節構成了中國變革的長卷。他的文字清新流暢，很給人以閱讀的快感，作為“藍獅子”的出版人，我曾經出過俞雷之前的兩部作品，而《追尋商業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提高。
其次，在通讀書稿之後，我又必須說，俞雷在史料的挖掘和梳理上的確做出了他的貢獻，很多鮮為人知的細節被呈現了出來，其中不少甚至連我都是首次聞讀。正如梁啟超在論及當世人寫當世史時所說的：“此時不作，將來更感困難，此時作，雖不免雜點偏見，然多少尚有真實資料可憑。此時不作，往後連這一點資料都沒有了。”俞雷的留存之功，當被記憶。
如何從史實中提煉出史識，是創作者共同的難題，這也是歷史寫作中最迷人的地方。所有的觀察者和敘述者，往往會陷入兩難。誰也不可能自信地以為，自己就是真實的代言者。歷史確乎有它的必然性存在，而對歷史的記憶又是有選擇性的。我們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同時則不得不承認，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輪迴是存在的，而它的衍變又與人的自覺有關。而這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也是我們有勇氣突破前人、走向理性道路的前提。俞雷在本書中採用的方式，基本上秉承了中國史家“述而不作”的傳統，用他自己的話說，“在對資料的蒐集整理中，我們之所以採取這種海量搜尋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想事先對歷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斷，我希望我的寫作儘量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寫作歷史題材書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預設結論，而是在對歷史資料的蒐集過程中自然得出”。
最後，我對俞雷的治學價值觀也頗表認同。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者，他力求對每一個史實採取中正的態度，不粉飾，不曲解，不誇大，不阿諛。而這一份“史心”是最為彌足可貴的。陳寅恪在為王國維寫的碑文中就表達了對這種獨立精神的推崇，他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俞雷的這部作品也是一樣，你或可以商榷於他的觀點，或病垢於他的瑣碎，但是，他的價值觀卻是強大而讓人欣賞的。
勇於拓進的史志，敢於表達的史識，獨立自由的史心，這是我從俞雷作品中讀出的三個啟迪。
我願意與他一起共勉。是為序。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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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推薦序二
推薦序二
回望80年代
有幸拜讀了俞雷先生《追尋商業中國》第一卷“覺醒的時代”的初稿，恍若重回那激情飛揚的年月。
張秉貴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