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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報紙和商業類期刊，也有地方性的。非常感謝這兩位研究生的工作，正是她們對資料認真和細緻的蒐集，才使我得以集中精力研究內容。
對於傳記的資料使用，我採取的是比較審慎的態度。除非這些歷史當時沒有記錄，非得從傳記中去查詢，否則，我儘量不採用傳記所記載的內容。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勝利者們為自己的過去塗抹上一些漂亮的色彩也在所難免，但這並不是我所需要的。而且，眾所周知，名人傳記大多並非自己所寫。即使萬不得已要採用這些內容，我也儘可能地用其他的第三方資料加以考證。另外，對當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描寫，我也參閱了大量外版文獻，這些文獻讓我看到了事物的另外一面以及來自第三方的聲音。即使是當年當時的報道，對同一事件我也很少採用單一文獻。在我查閱的資料中，對同一事件的報道相互矛盾的頗多，對此考證的工作也花去了我大量的時間。我不能保證每次都能站在歷史最真實的一面，但我的確推敲過這些事情的邏輯是否準確，我相信，歷史，“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遺憾的是，受制於一些環境限制，我無法查閱對當代中國研究頗多的日本文獻，我對日文一竅不通，所有的日本文獻我只能取材於翻譯資料。
在對資料的蒐集整理中，我們之所以採取這種海量搜尋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想事先對歷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斷，我希望我的寫作儘量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2008年春節，我和傅國湧先生、吳曉波先生一起吃飯，席間傅國湧先生談起他寫作歷史題材書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預設結論，而是在對歷史資料的蒐集過程中自然得出。傅國湧先生的這個說法大大激勵了我，也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做法。事實上，歷史是自有其規律的，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不斷看到一個又一個人物的大起又大落，也看到一個個公司的榮辱興衰，這些都構成了《追尋商業中國》書中的一個又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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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節：1989年相信未來（6）
第一卷“覺醒的時代”中出現的第一個人物是張秉貴。2007年我去北京出差，專門走訪了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這是昔日張秉貴工作的地方。那天我碰到了張秉貴的兒子張朝和。張朝和先生很熱情，我向他求證了張秉貴的一些事情。但在張朝和的身上，我卻分明看到了計劃經濟年代的影子。坦白講張朝和先生在見我們時，精神狀態彷彿也並不好，彎著身趴在糖果櫃檯上，這和之後我們說起他的父親時完全是兩種狀態。張秉貴的糖果櫃檯現在是在王府井百貨的地下一層，面積不大，事實上我感覺這個櫃檯如果僅從商店定位的角度來看，完全應該撤掉。
我的同事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他們懷疑這個糖果櫃檯如今在這裡是不是隻是擺擺樣子，關於這點我也有著同樣的疑惑。另外一個疑惑是，張秉貴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那種高水準的服務，是什麼樣的精神在支撐著他？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內心究竟在想什麼，或者為了什麼？但張秉貴業已作古，我只能肯定的一點是，張秉貴的服務態度和服務水準，絕不是他那個年代的主流，儘管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張秉貴的尊敬。
在北京我也尋找過1980年秋天在翠花衚衕開張的“悅賓飯館”，卻沒能找到。雖然有些遺憾，但這家店的老闆，北京的第一位個體戶劉桂仙日後對媒體所說的話“就圖把幾個孩子拉扯大，讓他們吃上飯”卻反映了那個時代個體戶的心聲。一個偉大變革年代的背後，正是這樣普通民眾為了生活得更好而作出的努力。
第一卷中寫步鑫生的篇幅頗多，作為第一個改革的“典型”，我認為這樣的篇幅是合適的。在對步鑫生的資料蒐集中，我注意到步鑫生的“下臺”本身就是一件饒有意味的事情，但在大多數書籍中筆墨很少，第一卷上特別把這段歷史交待清楚了。步鑫生作為一位歷史人物是承前啟後的，雖然嚴格說來他並不是一位自由企業家，但他的侷限不在於他缺乏改革精神或創業精神，他的侷限正是那個時代的侷限。
書中大多數人物的名氣都不如步鑫生那麼大，或者可以說即使是在他們的時代也都是個小人物。但我深信，正是這些小人物代表了那個破繭而出，使得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的轉折時代。我的寫作大多數時間是在深夜，在我關上電腦沉沉睡去的時候，腦子裡經常在半夢半醒之間出現這些人物的影子，這些影子彷彿讓我又回到了那個改革初期百廢待興的年代。
無論如何，第一卷就這樣完成了。第二卷“漫長的90年代”和第三卷“躁動的新世紀”也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陸續和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