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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把異地成交的現券運回來，我們與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保衛處達成協議，由他們負責國庫券運輸途中的安全。工商銀行保衛處經常有押運本外幣的任務，有專用的押運工具、免檢證明，還可以佩帶武器，有了他們的支援，事就好辦多了。空運的話，我們持有免檢證明：把國庫券裝在特製的箱子裡，鉛封並打上銀行特殊印籤，可以免託運、免安檢，直接進入機艙運回。透過鐵路或公路運輸的話就更簡單，保衛處派幾個經警（經濟警察）帶上武器配合我們，直接就給運回來了。由於業務在工商銀行系統內進行，我們每到一地，當地銀行保衛處也是全力協助。在江、浙、皖等距上海近的省份，我們乾脆請當地工商銀行的保衛處幫助我們把券運到上海，我們支付必要的運輸費。那一陣子，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保衛處協助我們，南去貴陽，北上瀋陽，西進蘭州，各省市國庫券源源不斷地流進上海。隨後，透過我們證券業務部和國庫券買賣代理點賣給上海市民，我們賺買賣差價，投資者則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率。
１９８８年，我們的國庫券日均交易額只有數十萬元，到了１９９０年，日均交易額已突破１ ０００萬元，我們成為全國最大的國庫券交易市場。
曾有人對我們開展異地國庫券交易表示擔心，認為：“國庫券發行是全國各省市遵照額度攤派的，你們現在把它們弄到上海，不是意味著上海的資金外流嗎？”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項業務的開展並不是上海的資金外流，而是外地資金流到上海。早期我們從外省市買入的國庫券，一般要比上海的市場價格低５元以上，實際到期年收益率高達２０％以上，另外這些國庫券到期後，財政部還支付一個多百分點的兌付手續費，這部分收入最終都落到了上海人的口袋裡。
《榮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8）
千里運現券
不少文章談到了我當年參與國債買賣的故事。在王安寫的《股爺您上坐——大話中國證券市場10年》一書中有這樣一段：
闞治東很是得意的一單生意是——１９８９年，中國人民銀行一家北方信託公司聽到風聲，人民銀行所屬的信託公司都要撤銷，但是他們庫裡還壓著１ ０００多萬國庫券。那邊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銀行上海信託公司，火急火燎地給闞治東打來電話：我們公司要撤銷了，大家都來要錢，而國庫券又無法一下子變成現金，請你們幫忙解決。對方報了個價，闞治東覺得很合算：好，１ ０００萬國庫券我們都要了……這１ ０００多萬元國庫券為闞治東賺了百萬元以上的利潤，也為申銀公司的原始積累打下了底子。
應該說，王安寫的事是真的，只是傳得多了，到他那裡不免有些走樣。
說到我們與北方那家信託投資公司的那筆國庫券交易，實際情況是這樣的：
１９８９年冬天，國家發文規定，全國各地信託投資公司，除保留有限幾家外，其餘一律撤銷。這個檔案是面向全國的，在這前面也曾有幾次要求撤銷部分信託投資公司的檔案，但實際執行時發生了變化，大部分信託投資公司還是保留下來了。因此，鑑於歷史上信託投資公司几上幾下的經驗，全國不少地方對國務院關於撤銷全國部分省市信託投資公司的檔案採取觀望態度。
那一次，北方某省態度積極，即令省裡幾家信託投資公司限時關閉。那家信託投資公司名列撤銷行列，公司的總經理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庫裡有１ ８００萬國庫券不好處理，希望我們幫忙解決。那幾年，北方城市市民的金融意識較南方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我去過北方城市的國庫券買賣櫃檯，有些市民往往是喝酒時想起酒錢，就拿幾張國庫券到證券業務部，也不問價，換幾個酒錢就行。當地國庫券買賣櫃檯的經營手段也不靈活，買賣差價搞得很大，有的差價達２０元以上，好像故意讓人賣出而不要買進似的，不少信託公司證券部由此積壓了大量的國庫券。這些信託投資公司並不怕積壓現券，他們清楚這些現券的到期收益率遠遠高於其他投資。但是，那家信託公司碰上了全面清盤，就不得不解決這些庫存國庫券了。
透過電話，我向那家信託公司的老總詳細詢問了那批國庫券的品種和價格情況，得知大部分是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對個人發行的國庫券，年利率為１０％，5年後一次償還本息，也就是說，到１９９１年７月，這批券每百元連本帶息值１５０元。我問對方打算賣什麼價格，對方答１０５元左右。我知道對方開出的價格是有還價餘地的，那幾年國庫券的投資價值不受重視，這批券對方櫃檯的收購價估計是９０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