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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事的解決也是多虧人行上海分行的龔浩成行長——為籌備證券公司，毛行長找到龔行長，龔行長說：“老毛，你把我們的申銀證券公司拿過去不就行了？”毛行長一聽，問我行不行？我當然高興萬分，這是一個完全乾淨的公司，名稱也與我們工行相稱。毛行長聽了我的意見之後，馬上拍板讓我著手辦理此事。
根據行領導的意見，我立即與人民銀行辦理申銀證券公司的轉讓手續。上海方面的手續辦完了，還要去北京的人民銀行總行報批。毛行長在我去北京前指示我，“小闞，事情不辦好，不要回來！”為此，我在北京待了很長時間。時任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管理司證券處處長的李小平，對申銀證券公司轉讓一事態度積極，我與她處裡的路畔生、宋會等幾個年輕人相處得也不錯，因此以難得的工作效率完成了他們處的手續。手續轉到金建棟司長手裡也很順利，可是在陳元副行長那裡卡住了，好幾天都沒有訊息。
我每天催促證券處幫我探明原因，最後得知陳元副行長見了人行上海分行上報的申銀證券公司轉讓材料，說：“誰說人行不能從事證券業務？告訴上海分行，總行沒有規定人行不能搞證券。如果上海分行知道這一情況還是同意轉讓，請他們拿書面意見來。”得到訊息後，我一邊趕緊把人民銀行總行領導的意見傳回上海分行，一邊擔心人行上海分行由此改變主意後我們該怎麼辦。好在龔浩成行長態度堅決，認定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不應與民爭利，人行就是不能直接從事證券業務，很快提交了上海分行再次確認同意轉讓的書面意見。到了1990年初夏，申銀證券公司轉讓的批文終於下來了。
回到上海，我與申銀證券總經理吳雅倫商談具體移交手續。我提出交接手續簡單化，只需把申銀證券公司的那塊銅牌給我們即可，老申銀的人員回人行重新安排工作，原先的財務賬款、租用的辦公場所由人行自行處理。吳雅倫同意了我的意見，並主動提出把一些或許對新申銀有用的辦公用品和印刷品送給我們。吳雅倫唯一的要求是讓新申銀把一批真空電子股票接手過去，並說價格好商量。
《榮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3）
這批真空電子股票來源於人民銀行掌控申銀證券公司時所做的唯一一筆承銷業務。在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全資設立申銀證券公司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開展過任何業務，原因是龔浩成行長不讓他們做。學者出身的龔行長一開始就不同意人民銀行自己辦證券公司，他說：“人行辦什麼證券公司？作為金融管理部門，以後自己管理自己？這不是胡鬧嗎？”那幾年，機關辦公司、搞三產成風，幾乎所有的機關事業單位都辦了公司，人民銀行也難例外，但龔行長始終堅持自己的態度。那次承銷真空電子公司增發的股票數量並不大——１８萬股，每股１０２元人民幣，分到申銀證券只有４�5萬股，本不算十分困難的業務。不料，此時正值1989年6月前後。那段時間，大部分人工作的心思都沒了，誰還會關心股票市場？我們的靜安指數跌到８０點以下，電真空的股票則跌到了七八十元一股的水平，因而１０２元一股增發的電真空股票怎麼可能有人要？規定的承銷期結束，申銀證券一股都沒賣出去，其他三家的銷售情況也不可能好。記得當時海通的湯仁榮，萬國的管金生都來找過我們，建議大家聯合起來與真空電子公司交涉，以圖推卸包銷責任，因為這兩家公司當時的註冊資本也就是一兩千萬元人民幣，要把那些股票全部吃進確實有困難。真空電子公司當然不會同意我們悔約，各家只能付了錢，把股票搬到各自的金庫裡。
到了工行上海信託投資公司“借殼”申銀證券公司之時，這批真空電子的股票就成為“借殼”的主要障礙。
當時，上海的股票都在靜安、虹口兩個證券業務部交易，上海股市已經悄悄趨熱，我們手中又持有大量在股市低迷期自營買進的股票，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對每隻股票的價格可以透過自營買賣的方法進行調控。根據我的吩咐，靜安證券業務部始終把電真空的股票價格控制得很好，直至我與吳雅倫談這批股票的轉讓價格時，電真空股票的每股價格只有８０多元。我估計吳雅倫提出價格可以商量，是怕我們不同意按１０２元的發行價接手。但令吳雅倫意外的是，我主動提出以每股１０５元的價格接手這批股票。我的解釋是，人行對工行信託公司給予了這麼大的支援，在電真空股票的問題上不能讓人行吃虧，你們吃進這批股票的價格是１０２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