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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所吸引，其中有《冤枉的人》（The Wrong Man；一個無辜的人被控有罪的真實故事）、《以男人的身份了結》（End as a Man，又名The Strange One，一個南方軍校中迷人的年輕虐待狂的恐怖畫像）、《成功的滋味》（Sweet Smell of Success，一個關於有影響力的百老匯專欄作家和鑽營的媒體經紀人的黑色諷刺劇）和《攻擊！》（Attack！，一部反戰電影，影片中大多數軍官不是瘋癲就是*）。出於同樣的理由，我喜歡觀看那些把威脅和偶像破壞混合在一起的有關浪漫和懸念的避世電影：《熱情如火》（His Kind of Woman）和《火車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在那些日子裡，我買了雷蒙德？錢德勒的《簡單的謀殺藝術》（The Simple Art of Murder）的平裝重印本，並且真的記住了標題文章中的硬漢調調。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一部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電影的片段——我是於一個深夜，在一臺飄著雪花的電視機前，正巧瞥見《恐怖的旅程》（Journey into Fear）那個怪誕不祥的開場段落（opening sequence）。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初版導論：這就是我進入的地方（3）
當我於很久之後發現自己竟然親歷了這個歷史上的（historical）黑色電影的最後十年，那是一種多麼迷人的感覺。我之所以說“歷史上的”，是因為這個基本術語既可以指當代電影，又可以指一個業已消失的型別片。4時間上的區別看似重要，但同時也是簡化或誤導的。當代大多數與黑色電影有關的著述和電影激起對過去的追思和哀愁，而正因為被追思的物件仍存在於電視熒屏之上，這種情緒變得更加濃烈。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術語（許多老電影本身似乎可匯出這個術語）來說，我們當代對黑色電影的迷戀也許需要一種“回顧性追溯”（Nachtrⅲ黦lichkeit）或透過想象一個原初場面來處理當下的方法。我剛才所記錄的回憶也不例外；它們被髮生於其後的事情所影響，同時，它們也剔除了我曾經身處其中的複雜流行文化的許多特徵。
在我度過安德烈？布勒東所說的“痴迷電影的年紀”時，“黑色電影”這個術語在美國鮮有人知。但它並非完全不為人知。在最近出版的由阿蘭？西爾弗（Alain Silver）和詹姆斯？烏爾西尼（James Ursini）編撰的以此為主題的選集中，有一張導演羅伯特？奧爾德里奇（Robert Aldrich）攝於1956年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站在《攻擊！》的場景中，手執一本雷蒙？博爾德（Raymond Borde）和艾蒂安？肖默東（�tienne Chaumeton）的《美國黑色電影全景》（Panorama du film noir américain）。也許奧爾德里奇試圖告訴我們關於他的工作的一些事情——也許他只是想讓我們知道博爾德和肖默東相當欣賞他的上一部作品《死吻》（Kiss Me Deadly）。無論如何，在經典好萊塢製片廠完全重組之前，在一波革新的歐洲電影開始進入美國市場之前，在我本人聽說過“黑色電影”這個術語之前，若干部經常被當今評論家稱為黑色電影的影片已在我的腦海裡形成一體，助成我對電影作為一門藝術的感覺。
《黑色電影》向這些以及與它們類似的電影間接致敬，並廣泛而概要地討論從1941年至今的美國黑色電影。鑑於我所要探討的主題是如此之廣，而跨越的時段又是如此之長，我不可避免地必須忽略一些重要的名字。例如，我決定把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奧遜？威爾斯這樣有影響的導演放在這項研究相對較邊緣的位置，我在其他地方寫過他們——儘管事實上《蝴蝶夢》（Rebecca）結尾處那個燃燒著的“R”和《公民凱恩》（Citizen Kane）結尾處那個燃燒著的“Rosebud”（玫瑰花蕾）互相呼應；儘管事實上這兩部電影對我們思考1940年代的好萊塢都極為重要。然而，我探討了那些影響好萊塢的歐洲和英國電影，並大量關注法國知識分子的語境，“黑色電影”的概念正是在其中被首次清楚地表達的。我也會把一些被忽視的片子提名為黑色電影，或至少質疑它們在之前論述中的缺席，並利用一些篇幅討論其他媒介中的黑色電影元素。
為了適當處理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