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遊戲

第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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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決的悖論。主要問題是他們都只是考慮到雙邊關係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慮對方的利益和意願，因而缺乏雙邊良性互動。中國則以*的“二十四字方針”指“冷靜觀察，守住陣地，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二十四個字。為基點，儘量低姿態，少露面，除了牽涉中國關鍵利益的事務，在其他無足輕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為貴，以讓為主，為中國的發展爭取難得的外部環境。

這種不對稱不平等的互動，其實為未來的雙邊關係埋下了不穩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種“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當美國在經濟上與中國更加密切，獲利匪淺的時候，其他的意識形態目標就變得無足輕重，而成了口頭空話。而與此同時，當中國的經濟對美國和世界影響越來越大的時候，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能力就越來越小。此時，中國在應對壓力上進行策略上的調整，在*問題上提出“生存權”的觀念，讓美國企業完全退出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並使美國政府不再把*作為中美關係的首要考慮因素。至於美國國防工業比較支援的“圍堵派”政策，同樣存在問題，因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中國周邊的國家對圍堵中國的提議並不是很有興趣。

其結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國轉變成美國的傀儡，圍堵只會令中國變成美國的強敵。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小心翼翼，埋頭苦幹，國力變得越來越強，美國影響中國的能力越來越弱。

十

幾個主要的事件決定了中美關係以及中國和西方關係的複雜性。

1993年，西方國家試圖在第二次世界*會議上推行其“*大於主權”的理念，試圖以此徹底顛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聯合國憲章》中尊重會員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原有的聯合國原則下，任何國家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可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入侵。當然，這個世界仍然大國橫行，但《聯合國憲章》最起碼能讓大國受到一些限制，對弱小國傢俱有保護作用。而一旦“*大於主權”這一“*帝國主義”成為國際法，所有大國都會以此為藉口，對弱小國家隨心所欲地進行武裝侵略，把這個世界重新帶回炮艦政策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而對於大國如美國，小國家卻沒有能力去幹涉其主權。可想而知，推行“*大於主權”的政治企圖遭到了中國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抵制。

同年，為報復中國在*會議上的領導作用，西方破壞了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努力，顯示了西方的政治實力和對中國的不滿。當時提出“文明衝突論”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裡，對此事件有詳細描述。　。。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10）

1994年，原本揚言要對中國強硬的克林頓，在亞洲各國和美國商界的壓力下，宣佈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同“*問題”脫鉤，美國政府以意識形態作為外交手段的策略逐漸失效。但同時，克林頓建議美國國會大幅度增加對中央情報局的代理組織——國家*基金會美國國家*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是美國官方背後支援的滲透機構，在最近二十年來取代了過去中央情報局在顛覆外國政府中的許多職能。策劃了在南斯拉夫（2001）、喬治亞（2003）、烏克蘭（2004）、吉爾吉斯斯坦（2005）、烏茲別克（2005）、白俄羅斯（2006）、緬甸（2007）、巴基斯坦（2007）等多次成功或未成功的“顏色革命”。的撥款，並創立了不少美國政府操縱的非政府組織，在全世界對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重點地區，以民間組織的名義，透過支援目標國的反對派力量，以非軍事手段的方式，開展有利於美國的“顏色革命”。

1995年，美國允許*訪問美國，使中美關係跌入谷底，增加了臺灣問題的不穩定因素。

1996年，美國以臺灣地區選舉為契機，開始了中美雙方在臺灣海域的軍事對抗，並引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