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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國記者的下面這段報道中得到了生動、明確的說明，這段報道描述了一位對自己國家的政府顯然沒有什麼發言權的埃及工人。
在一個能俯視埃及南部尼羅河流域中即將建成的阿斯旺高壩工地的高地上，這位記者要一位衣衫襤褸的工人擺好伸出胳膊、指著工地的姿勢讓他照一張相。
照完相後，記者掏出一枚硬幣作為賞金。賞金——一種小費——長期以來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紀的埃及人是透過獲得一袋硬幣來開始一天的生活的。
但是，阿斯旺的這位工人看到記者給他賞金時急忙轉過身去，記者同他熱情握手、向他再三致謝後，他的情緒才又好轉。這位嚮導解釋說，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代表什麼意思，如果因為他擺了這樣的姿勢而給他小費，那是對他的一種侮辱。……許多埃及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一種民族尊嚴民一種他們正在為國家做事、為國家盡力的感覺。
民族主義不是民眾的覺醒和活躍所採取的唯一形式，這一點從下面這段話中能看出來，這段話描述了1964年6月使奈及利亞癱瘓的總罷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們有默西迪絲牌汽車開嗎？”一位工會領袖大聲問道。
“沒有！”人群怒吼道。
“你們有大房子住嗎？”
“沒有！”
“誰去跳舞？誰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誰悄悄地接受錢財，又造房子，又買汽車？”
一片沉默。
“那麼，我們怎麼辦？”這位領導人大聲叫道。
“罷工！”
“大聲點！”
“罷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們可以斷定，歐洲的成功是歐洲衰落的潛在原因。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另一者。如果歐洲失去了它作為世界統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歐洲三大革命在全世界的傳播。而且，這種傳播的勢頭正在不斷增長，因為它首次影響了人民大眾。20世紀以前，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有閒階級加入了西方化的程序。只有這少數人因懂得歐洲語言、瞭解歐洲文學併到歐洲各國旅行過而理解“西方”的念義。相反，在戰後的年代裡，越來越多的民眾積極地、自覺地捲入了西方化的程序。
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工廠為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公路使他們不再與世隔絕。但同樣重要的是小報、收音機和電影等新的傳播工具，它們使書籍和旅行這類舊的傳播媒介黯然失色。由於西方化越來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學和巴黎的沙龍，而是對鄉村廣場上不識字但卻反應迅速的群眾大聲播送訊息的喇叭，西方化已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為了動員民眾支援革命綱領，新的政權和新的領導人已開始有意識地充分利用這類傳播工具。納賽爾總統說，“的確，我們的人民大多數還是文盲。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數加比20年前少得多。……收音機改變了一切。……今天，人們在最偏遠的鄉村也能得知各地所發生的一切，並作出自己的判斷。領導人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統治國家。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裡。”
納賽爾所說的“新世界”正在全球形成。這一點可從。紐約時報，的下面這些標題中看出來——這些標題還可以無限地增加，因為世界各地的報紙上每天都有大量標題出現：
電視的影響在日本擴大。整個文化受到了2000萬臺電視機的影響（1967年8月17日）。
西貢姑娘的服裝樣式正在改變。少女們用超短裙代替了襖代（1969年3月31日）。
巴庫的生活符合蘇聯的模式。亞塞拜然的首府顯示出標準化的影響——舊秩序正在消失（1960年10月16日）。
學生要刷牙。埃及為學校免費提供牙刷和牙膏（1960年4月22日）。
民間音樂在肯亞衰頹。正式的研究表明藝術園西方的方式而失去原有的價值（1959年11月8日）。
牧童上了開羅的電視，孩子們非常喜歡看。但父母們卻為節目的效果而煩惱（1962年11月25日）。
中國的民間藝術遵守黨的路線。文化成為藝術家破舊創新的武器（1960年9月25日）。
巴布亞人離開石器時代。荷屬新幾內亞的高地入採用了鋼鐵工具，停止了戰鬥（1960年 7月1日）。
外蒙古試圖趕上20世紀的發展。教師在領導改變遊牧民的運動（1959年8月3日）。
如果回想起僅一個世紀以前，所有的穆斯林實際上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