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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沃爾特？李普曼幾年前寫道：
對勢力範圍的承認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義。它可以代替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共產黨的全球主義。它可以代替允諾在各地進行反共戰爭的反共產黨的全球主義。
對勢力範圍的承認已是蘇聯和西方在歐洲緩和相互間關係的主要基礎。最終，它將為紅色中國和美國提供和平共處的方案。
隨著2O世紀70年代的到來，這一預見似乎被事態的發展證實了。蘇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在赫爾辛基舉行；中美在華沙重新開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觸；蘇中也在北京舉行了談判。如果這些試探性的接觸能取得成果並導致李普曼所預料的緩和，那麼，大國將可以自由地著手處理它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諸如日益加劇的種族衝突、全球環境汙染和富國與窮國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之類的問題。這種建設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實現是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雖然現在的某些趨勢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國人仍在干涉越南，蘇聯人的確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東的戰鬥仍在繼續。1969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在向聯合國大會所作的年度報告中對當前的形勢顯然是很悲觀的：“在過去的12個月中，國際形勢仍在惡化。……我幾乎說不出整個世界在實現《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目標方面取得了什麼進步。……而且，我強烈地感到時間愈來愈不夠用。”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與成功
蘇聯和美國的參戰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在這場大戰中，傳統的歐洲體系的崩潰已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通常所稱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歐洲”現已死去，而且無復活希望。
哈喬？霍爾本，1951年
西方世界如今是人類命運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萬確的是，對西方實際統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於完成西方文化對世界的征服。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餘地區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標已為人們所接受，並被用來同西方的控制作鬥爭。
F，L．K．胡斯， 1953年
在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曆史的程序意味著西方的衰落。倫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右世界的新聞。它們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國。它們的陸軍、海軍和聯盟體系已不再統治全球。例如，1860年，西歐的工業產量佔世界工業總產量的72％；到1931年時，這一百分數下降到42％；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下降到30％到1960年時下降到25％ 。不言而喻，歐洲19世紀的全球霸權已經結束，而且永遠地結束了：歐洲已不可能恢復它的殖民帝國，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軍事和政治優勢。另一方面，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歐洲看來根可能會從首要地位下降到從屬地位，但後來發生的情況並非如此。相反，儘管歐洲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勢力相對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卻正以前所未有之勢橫掃整個世界。
歐洲除了在進入一個衰落的時期外，還在進入一個成功的時期：它的思想、技術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迅速地傳遍全球。從根本上說，這意味著歐洲三大革命——工業、科學和政治革命——的傳播，這些革命早些時候曾賦予它向全世界擴張並征服巨大的殖民帝國的力量、動力和知識（見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但是，歐洲劃時代的成功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結果：因為諸殖民帝國正是以它們的存在促進了三大革命的傳播。諸從屬民族深受這些革命的影響，他們的反應是有選擇地採納這些革命中的某些特別吸引人的東西，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入侵的西方。
工業革命在19世紀從英國傳播到了歐洲和美國。在20世紀前半個世紀中又傳到了日本和英國自治領。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傳播迅速加快。當各個新國家贏得獨立時，它的首要任務便是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全世界，各國正在制定和執行各種經濟計劃，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最典型的是迦納的七年計劃（1963… 1970年），這一計劃旨在每年增加國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迦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在說明這一計劃的基本原理和目標時所說的話清楚地反映了歐洲經濟革命所產生的影響：
七年發展計劃為迦納整個國家未來的進步與發展提供了藍圖。這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它建立在利用科學技術來徹底改革我們的工農業這一基礎上。我們的目的是在迦納建立一個強大、進步的社會在這裡，貧窮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這裡，來們的教育機構為迦納所有的孩子提供發展他們的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