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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兩極分化的結束
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頓勳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歐洲諸殖民帝國土崩瓦解時，歐洲大陸正在恢復經濟上的繁榮和政治上的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受的損失與接踵而來的冷戰的壓力一起迫使西歐依靠美國，東歐依賴蘇聯。幾十年前還統治全球的歐洲大陸的前途這時似乎是暗淡的、危險的。但是，20世紀50年代時，東歐和西歐各國卻驚人地東山再起。這一復興同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自信一起導致了一種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蘇短暫的首要地位讓位於一種新的多元化社會。這實質上意味著全球地方主義的恢復——至少從政治上來看是如此——這種全球地方主義是 1500年以前的數千年中世界事務的特點。
一、美蘇全球霸權
1947年，丘吉爾問道：“現在的歐洲是什麼呢？它是一堆瓦礫，是一個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發源地。”這是對包括西歐和東歐在內的整個歐洲大陸的生動描繪。西歐和東歐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弄得荒蕪不堪、民窮財盡。這兩個地區在戰後都不得不向兩個新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尋求支援。在軍事方面，西歐依靠美國組織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東歐則依靠蘇聯組織的華沙條約組織。在經濟方面，西歐依賴於由美國提供資金的馬歇爾計劃，而東歐則依賴於經濟互助委員會，從理論上說，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輸送蘇聯援助的物資，但實際情況正相反。
這種形勢與人們所熟悉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佔優勢的歐洲全球霸權的格局驚人地相反。19世紀和20世紀初時，全世界的人已習慣於整塊整塊的大陸為歐洲列強所瓜分，並開始認為這幾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這時，發生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歐洲本身正在被外來的兩個大國劃分成兩大勢力範圍；同時，歐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國的首都同意與否，全都在擺脫歐洲的控制。因此，在戰後頭幾年中出現歐洲死亡的訃告並不令人奇怪。歐洲這時與希臘化時代的希臘相似，那些標題為《歐洲的末日審判》、《歐洲的政治崩潰》和《歐洲時代的消失》的論文都認為歐洲已滅亡。正如德國曆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之後寫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樣，德國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更大的創傷之後寫下《別了，歐洲歷史》。
二、冷戰的緩和
人們雖然不願承認華盛頓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終還是勉強地承認了，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面對冷戰造成的壓力和緊張局勢，人們需要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支援。但是，冷戰在愈演愈烈地進行數年之後（見第二十六章第七節），到1953年開始減弱。一個原因是在晚年變得越來越多疑和強硬的斯大林於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較年輕的繼承者準備緩和國外的冷戰和國內的獨裁統治。與此同時，在美國，新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在取代杜魯門政府。這也有助於國際形勢的“緩和”，因為艾森豪威爾能在朝鮮締結和約，而杜魯門則會由於國內的政治原因而認為這樣做是極為困難的。因此，1953年7月，朝鮮戰爭宣告結束，從而消除了國際緊張局勢中最大的一個根源。
第二個月，蘇聯政府宣佈，它也掌握了氫彈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於蘇聯掌握氫彈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了戰爭已不再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能方法，結果反而加強了和解運動。眾所周知，美國在比基尼島上引爆的那顆氫彈相當於1500萬噸梯恩梯炸藥。它比投在廣島上的那顆原子彈的威力還要大750倍，而那顆原子彈已炸死了78O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爾在對眾議院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變戰爭外，還改變了國際關係。它不僅威脅著象英國這樣的小國的生存，而且威脅著美國和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的生存。丘吉爾斷言：“透過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達到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安全成為恐怖的健壯的孩子。”
新的國際氣氛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表現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爾總統、布林加寧部長會議主席、艾登首相和富爾總理在日內瓦舉行了“最高階”會議。這是自IO年前波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