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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於雅爾塔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中歐和東歐的革命，導致了革命對西歐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激起類似的動亂。革命並沒有震撼歐洲大陸，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更大的物質損失和政治混亂。一個原因是平民大眾極度疲乏。過去6年中，他們經常遭到來自空中的轟炸，經歷了大規模的戰亂，許多人還因逃難、作苦力或被監禁而不得不離開家園。平民中被打死的達1000萬，其中600萬為猶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則達1500多萬。這一傷亡數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數字的兩倍，所蒙受的物質損失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物質損失的13倍。
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窮困和混亂。單在戰爭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萬歐洲人逃離或被趕出他們原來的家園，戰爭給束後，同盟國軍隊和國際救助機構將120O多萬“難民”遣送回國，不過，仍存在著一個由100多萬不願回家的人組成的堅強核心，他們多半為來自東歐的反共產主義者。諸民族的這種大規模的重組和伴隨而來的寒冷、飢餓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數歐洲人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不想革命。
獲勝的同盟國軍隊對整個歐洲的佔領同樣是決定性的。蘇聯紅軍與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鎮壓了反抗，消除了混亂。社會結構方面的革命確在東歐出現過，但它是一種由莫斯科指揮的、強加的革命。歐洲各共產黨都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馴服工具，而不是本國革命的鼓動者。因此，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希特勒垮臺後有效地控制了歐洲的發展。正是這三大強國應對逐漸破壞戰時大同盟、引起冷戰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負責。
一、戰時的團結
在戰爭年代中，西方列強和蘇聯不得不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威脅。就在希特勒入侵蘇聯的那一天，丘吉爾宣佈；“蘇聯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也是美國的危險，正如蘇聯人為保家而戰的事業是全世界自由的人們和自由的民族的事業一樣。”
兩個月後，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在這一憲章中，他們以理想主義的措詞宣佈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和共同原則。1942年5月，英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互助條約，第二個月，美國和蘇聯又簽訂了《美…蘇租借協定》；這兩個協約是同盟國合作的具體表現。合作的另一表現是1943年6月蘇聯人決定解散他們為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於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鑑於他們同西方列強的友好關係，蘇聯人這時斷定共產國際已沒有用處，不過應該指出，這一決定實際上並不意味著什麼，因為到1939年時共產國際的主要官員已轉入黨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那裡繼續發揮作用。同盟國戰時合作的另一結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這一國際機構緊跟在軍隊的後面，向已被解放的國家提供各種救濟，直到新的國民政府能負起責任時為止。它於1944年春開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時，它已分發了主要源自美國的2200萬噸物資，包括食物、衣服和藥品。它的主要活動範圍在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義大利。如果沒有它所作的貢獻，戰後歐洲的貧困和苦難實際上會更嚴重。
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種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後的國家利益寧願犧牲團結。因此，隨著和平的到來，大同盟因內部不和而分裂了，兩、三年內便為時常象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同盟國的政治家在戰爭年代中未能認真地為戰後的和解擬定計劃，這一點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戰爭初期，他們確制定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憲章由丘吉爾和羅斯福於1941年8月14日在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號”的甲板上籤署。它規定，戰後的世界應沒有貧窮和恐懼，在這個世界中，未經有關民族同意不能改變領土現狀，每個民族自己決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國家的經濟機會均等，解除侵略國的武裝。不幸的是，人們沒有為明確地、切合實際地應用這些理想主義的原則去解決等待著和平結局的各種問題而作出什麼努力。1943年，在卡薩布蘭卡、魁北克和德黑蘭召開的會議都主要致力於軍事戰略，戰後問題只是偶然地、籠統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時，政治上的爭端已不再能避免。蘇聯紅軍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進正迫使德國人撤離巴爾幹半島，共產黨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戰士正填補這一真空。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巴爾幹半島的前景驅使莊吉爾於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