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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頌文大約是在中國皇帝傲慢地通和喬治三世國王，說中國不需要西方蠻族的任何東西的同時，由一位日本學者撰寫而成的。
談到漂亮的建築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與英國相比。在製造精美產品方面，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英國。在荷蘭人輸入的商品中，沒有什麼比表更珍貴的了。有些表做得非常精緻，以致於要有剖開頭髮的本領方可製作。倫敦被認為是世界上將這種工藝品製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國的巴黎，再就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實際上，在這三個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這個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他們是最高明的人。……這三座城市的人民儘管同其他人一樣都是凡人，卻如此出類拔萃，這是為什麼呢？
根據上述背景，不難理解：為什麼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於中國人。這種差別從一開始就很明顯；當時的英國官員埃爾金伯爵在以下這段值得注意的話中對這種差別作了描述：
中國人和日本人在習慣和感覺方式方面存在著差別，這一差別無疑有這樣一個結果：在中國人不斷後退，並很可能會繼續後退到帝國徹底崩潰時，日本人即使不實際處於逐漸進步的狀態之中，也處在從即將灑向他們的一片強光中得益的狀態之中，處在利用那些中國人不屑一顧、而日本人在開始更加了解我們對多半不但能夠採納並急於採納的進步和發明的狀態之中。
埃爾金伯爵的預言的正確性很快得到證實。1868年，天皇頒佈了一篇警文（即“五條誓文”），其目的在於平息全國騷亂，闡明新政權的目標。這個檔案著重強調了兩大點：“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破除舊習。…求知識於世界”。事實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紀70年代已大為流行起來。吃牛肉、穿長褲、攜帶雨傘、炫耀手錶和鑽石戒指等現象開始風靡一時。1878年創作的一首兒歌是這種觀念的最好說明。據G．B．桑塞姆說，“這首兒歌叫作‘文明球歌’，創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優越性。拍球時，他們透過背誦被認為最值得采納的10種東西的名字即氣燈、蒸汽機、馬車、照相機、電報、避雷針、報紙、學校、信箱和輪船來計算球彈跳的次數。”
日本新領導人不贊成這種不加區別地奉承所有西方東西的做法。他們並不對西方文明本身感興趣，而僅僅對其中增強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組成成分感興趣。在閉關自守時期（當印度的拉姆？莫漢？羅伊在啟蒙運動的思想體系方面與孔多塞相一致時），日本人已瞭解歐洲人在數學、科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成就，但沒有注意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同樣，他們現在提出了一個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於建立一個強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國家。
例如，在宗教領域，明治時期的政治家贊成神道教為國教，因為神道教認為國民性與天皇是一致的，認為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後裔。換句話說，神道教促進了民族統一，激勵了愛國主義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現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這些屬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確規定，其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而不是發展個人。它頒佈法令，實施義務初等教育，因為國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國教育家來到日本創辦學校和大學；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出國學習，回國後在新學校任教。但是，為了既確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確保思想的一致性，國家對整個教育體系實行了嚴密的監督。1890年頒佈的教育詔書告誡所有學生，“要勇敢地獻身於國家；以此來保衛和維持我們的與天地同存的帝國王權的興盛。”
在軍事方面，日本人廢除了舊時的封建徵兵制，創造了以歐洲最新模式為基礎的現代化軍隊。他們在德國軍事代表團的幫助下徵摹了一支陸軍部隊；在英國人的指導下建立了一小支海軍部隊。明治領導人預見到，這些新軍隊需要現代化經濟為它們提供軍需品。因此，他們透過發放津貼、購買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來確保所需工業的建立。為了促進工業的發展，他們首先致力於金融機構、商品交易所、航運公司，鐵路和電報線路的建設。政府領導人不僅注意支援輕工業如紡織工業，而且注意支援重工業如採礦業、鋼鐵工業和造船業，因為後者是提供軍需品所必不可少的。這些企業建成後，政府通常以極低的價格將它們出售給各種享有特權的私人行業。少數富貴人家，即通常所稱的財閥，正是以這種方式扼制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可以補充說一下，這種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主要是從農業中獲得的。日本人透過引進良種、改進土地使用方法、擴大排灌面積，以較低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