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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義的、無信仰的、被衝突和革命撕裂了的。
“和俄羅斯的力量、團結及和諧成對比，”斯拉夫派的一個成員寫道，“那裡只有爭吵、分裂和軟弱，面對這些東西，我們的偉大顯得更加突出——正象光亮對著陰影一樣。……”因此，站在反對方面的一個西歐派成員反駁道：“那裡［西歐」的文明全是勞動的成果；科學和技術已花費了那麼多代人的那麼多的汗！如果你們丟掉迷信，如果你們拋棄偏見，如果你們不唯恐失掉自己野蠻的過去，如果你們不誇耀自己千百年來的無知，如果你們志在佔有所有民族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人類精神所獲得的財富，那麼，那一切全都能成為你們的。”
二、俄國和歐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歐派之間的爭端不是由於一方對另一方的說服，而是由於迅速發展和擴張的西方社會的不可抵抗的壓力，才得到解決。這種壓力透過俄國和一些西方強國——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年）而得到戲劇性的說明。戰爭是在俄國的土地——克里米亞半島上進行的，不過，俄國被打敗了，不得不接受恥辱的巴黎條約。這一條約要求俄國撤回它在黑海的海軍部隊和拆毀它在黑海沿岸的防禦工事，而且還強迫他國交出它在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小的但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
克里米亞的失敗對俄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斯拉夫派來說，是一個嚴重打擊。他們已很有信心地預言，俄國專制制度的優越性會導致一個可與1812年對拿破崙的勝利相媲美的勝利。斯拉夫派的一個成員宣稱：“西方將瞭解到它所誇耀的自由和自由主義制度在危險時候沒有什麼用處，讚美這種制度的俄國人將被迫承認強有力的、指導一切的專制制度是保持民族偉大的唯一手段。”關於戰爭的結果，西歐派並沒分享這種樂觀。實際上，他們預言了災難性的失敗，他們作出這樣的預言，就是因為俄國未能跟上歐洲。
文明現正以它的力量反對我們，我們已為與文明的這場鬥爭做什麼準備工作了嗎？我們不能以我們所有廣闊的領土和無數的人。來對付這場鬥爭。當我們談論反對拿破崙的光榮戰役比我們忘記了自那時以來，歐洲一直在進步的道路上穩步前進，而我們卻一直停止不前。我們不是在走向勝利，而是在走向失敗，我們唯一得到的一點安慰是，俄國將透過這一經歷學到今後對它有用的一課。
西歐派的這一預言證明在每一方面都是正確的。俄國被打敗了，這場失敗起了暴露舊制度的腐敗和落後的作用。俄國計程車兵在 1855年和在1812年時一樣勇敢地作戰。但是，形勢令人絕望地對俄國士兵不利：他們所使用的步槍的射程只有西方軍隊的步槍射程的三分之一。他們只有用帆船來對付英國和法國的汽船。他們沒有名符其實的醫療服務或軍糧供應服務。由於克里米亞半島上缺乏鐵路，他們不得不用大車來拉軍需品，不得不在抵達前線以前步行數百哩。總之，戰爭失敗了，其原因正如西歐派所察覺的，“歐洲一直在進步的道路上穩步前進，而我們卻一直停止不前。”
舊制度所顯示的破產導致舊制度的變革。第一個變革是解放農奴；農奴甚至在戰爭以前也一直是極不安定的。事實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統治的30年間，已爆發了500多次農民騷動。隨著克里米亞的災難，農奴的不斷上升的壓力變得不可抗拒起來，尼古拉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二世把解放農奴當作代替革命的唯一辦法。亞歷山大作這決定時也受到許多貴族的鼓勵，這些貴族贊成解放農奴是為了利用日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歐洲對穀物的不斷增長的需求。他們發現，只要全部土地是分配給農奴，他們就無法生產大量的供出口的剩餘糧食，因為農奴種植的糧食在勉強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後，能給貴族地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較有遠見的貴族都贊同把農牧從以往一向將他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的契約中解放出來。這樣，貴族打算將小塊土地聯成一片，採用有效的、大規模的農業技術，並僅僅僱傭那些其勞動力實際上為他們所需要的從前的農奴做散工，如此，他們就無須供養整個迅速增長的農奴人口。換句話說，思想進步的俄國貴族贊成解放農奴的原因與英國貴族在前三個世紀中支援和實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樣的。
由於這些情況相結合，亞歷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頒佈廢除農奴制的法令。根據該法令的條款，所有農牧都被宣佈為是自由的，農奴耕種的土地在農奴和貴族地主之間進行分配。貴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給農民而得到政府付給的長期國庫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