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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情況，對方信以為真便開始透露更多資訊。
除了敏銳的直覺，萊斯頓深信成為傑出記者的關鍵是贏得對方的信任。他是典型的《紐約時報》人，嚴肅卻親切，令人尊敬。在名利場遍佈的華盛頓，他告誡自己的年輕下屬不要混淆記者與官員之間的界限，努力且一絲不苟地工作是最重要的。而他自己每次去白宮時，都會帶上鉛筆和筆記本。於是，在習慣認定新聞記者是“沒有教養的低階粗俗之輩”的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政府高階官員心目中，氣質高雅、認真嚴肅的萊斯頓是“必須被尊重”的人，所以他們常常希望萊斯頓是第一個獲知訊息的人。
鮑伯·伍得沃德沒有萊斯頓的天才與直覺，但他可能比萊斯頓更加敬業。這個外表誠實、憨厚的小夥子過於沉穩，甚至略顯笨拙。在跟蹤發生在水門飯店民主黨總部的行竊案之前，他一直在為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小事件而奔忙。他常常很晚才回到《華盛頓郵報》的辦公室，忙上一陣後，再出去溜達一會兒，順便採訪一下夜間建築工人，因為在深夜只能採訪到他們。
在與搭檔卡爾·伯恩斯坦漫長而艱辛的追蹤“水門事件”的過程中，穿著整齊的伍得沃德的誠懇常常令遲疑的受訪問者願意坐下來談一談，在整個水門事件調查中扮演神秘角色的“深喉”似乎也極願意相信這個耶魯畢業生。而伯恩斯坦則是一位卓越的幻想者，他大膽地將情節斷片拼湊成完整的畫面，勇敢非常地給大人物打打電話，甚至激怒他們，然後獲得偶爾洩露出的情節。
在已經變成傳奇的“水門事件”調查案背後，是大量極其乏味的工作。兩個年輕記者常常在拜訪的10個人中，只能找到一兩個願意開口講話的人。在將近2年的時間裡，他們常常是孤軍奮戰，常常為自己的報道登在不顯眼的位置而心生疑慮—“讀者會不會忘記他們的調查？”他們是默默無聞之輩，這使得他們的採訪不引人注目，也沒人與他們爭搶，結果他們創造了新聞史上最大的奇蹟。
幾乎所有傑出的新聞工作者都告誡後來者，永遠不要將自己放在舞臺的中央，你應該成為一個良好的傾聽者，而非一個多嘴多舌、自作聰明的發言者，這樣常常招致被採訪者的反感。但是，奧利亞納·法拉奇卻固執地將自己放在聚光燈下，因為她深信規則只為庸常之輩而定，而她也從不是一個記者，而是恰好從事新聞的偉大作家與演員。她的個人魅力除了偶爾碰壁外，幾乎所向披靡地征服了大部分的採訪物件。
在20多歲時，年輕卻經驗豐富、善於駕馭華麗文體的法拉奇被《歐洲人》雜誌派往美國採訪好萊塢明星。這名佛羅倫薩姑娘幾乎立刻以極具個人色彩的報道將自己推到了臺前。她本人個性的展示是如此搶眼，以至於報道倒退居到第二位。在回憶中，法拉奇聲稱，這些聰明的明星們看出她是與眾不同的。“他們看出我有天才，知道總有一天我會成為我—奧利亞娜·法拉奇。就這樣，他們不僅同意見我，還和我成了朋友。”義大利讀者們似乎根本不關心瑪麗蓮·夢露如何，他們所關心的是令他們驕傲的法拉奇接下來要做什麼。
沒人能夠迴避她的魅力，她深信這一點，這不僅因為她的天賦，也同樣因為她偏執狂式的工作熱情。她總是在說，“我總是衝動地感到必須做點事，彷彿我第二天就要死去。我從來不曾放慢腳步。”在她最富神話色彩的世界政治名人系列採訪中，已經不再年輕的法拉奇似乎根本未考慮過危險與困難。她不斷地給他們發傳真，催促他們接受自己的採訪，並且閱讀了關於他們的一切資料。
1982年，以色列的強權人物、當時的國防部部長沙龍被法拉奇激進、大膽的提問風格刺激得極度興奮。採訪後他對法拉奇說：“您不好對付，極難對付。但是我喜歡這次不平靜的採訪，因為您是一位勇敢、忠誠和能幹的婦女。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您這樣帶著這麼多資料來採訪我，沒有一個人能像您這樣只為一次採訪而甘冒槍林彈雨。”而亨利·基辛格甚至在接受她的採訪時坦白承認自己的虛榮心，因為她已經採訪了那麼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領袖萬神殿裡佔據一席之地。
試圖學習法拉奇的年輕記者只會面臨失敗，因為要麼你生來就是法拉奇，要麼你永遠也成為不了她。法拉奇可以在大聲怒斥卡扎菲的同時，依舊將採訪進行下去。她有一種來自於一個不可測世界的智慧與魅力，她根本不是一個記者，而是一個偏執狂式的精靈。但是，萊斯頓與伍得沃德則是可以學習的。他們的智商的確很高，卻不是高不可攀；他們執著卻同時保持著理性；他們恪守人類一些基本的尊貴傳統—誠懇、孜孜以求、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