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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省九州地區建設局 ”的廣告報道而刊登的。執筆者是直木獎獲獎作家光岡明，他用攝於故鄉熊本縣白川岸邊面帶微笑的照片這麼記述：
“……那樣的白川成為自然的威脅，亮出刀刃的是我20歲大學生時代。昭和1928年6月26日，那天就是‘大水災。’當時，我老家位於河邊龍田口站附近，夜晚8時左右，只聽見咚地一聲巨響，鐵橋被沖走了。我逃到車站月臺上，但水位一個勁地上漲，我又避難到緊靠後面的立田山。從河邊民宅傳來求救的呼喊聲，眼前，一幢幢房子被沖走，可是，我束手無策。”
真實地講述災害體驗的恐懼。而且，作為對白川的思念，文章這麼結尾：“對我而言，百川在我幼年時水面波光瀲灩，令人懷念，與此同時，百川又是一個晚上就破壞我平靜生活的駭人存在。對於白川，我懷著那樣愛憎交織的複雜心境。”這是一條非常高明的資訊；他告訴國民，必須對河流既有“愛”也感到“恨”。如果不預先封閉這種自然力量，河流就處於危險中，會成為威脅露出刀刃。
關於這種媒體宣傳，日本存在獨特的“官府慣性定律”。按照牛頓的慣性定律，物體一運動，如果不觸及物體，就會按同樣方向以相同的速度運動。然而，按照日本官府慣性定律，如果不觸及任何物體，就會越來越加速。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這麼說：
“某日本人口齒伶俐，曾這麼對我說：‘我同樣不相信日本人。日本人走極端，即便從細小的事情開始，也要行進到最後為止。’我想這就是日本文化，無論做什麼都要登峰造極。即使是鍛造日本刀，製造電腦積體電路，都是不斷地改良又改良，無論什麼都想以世界第一為目標。日本如果再擁有軍隊，無論是裝備還是其勇敢精神，都會締造世界最好的軍隊吧。理由姑且不論，這是因為日本人的體制和性格中組合進了絕對的獻身精神。”
絕對的獻身精神成為日本勤奮勞動者的根本，而且互為表裡。走極端，連沒有必要改良的東西都有進行“改良”傾向。讓“充滿災害的日本列島” 這個意識形態與“絕對的獻身精神”結婚，錦上添花的嫁妝是進入政治家和官員懷裡的鉅額鈔票。隆重操辦婚禮的是，奏響對堤壩和道路建造者禮讚的宣傳。其結果是，過多地對國土的攻擊。這也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增強軍備。無休止的極端主義在此發揮了作用。即使在東亞其他地區，環境破壞確實是嚴峻的問題，如果破壞所產生的利益減少的話，發展速度就會下降。但日本不是這樣，正是堤壩和堤防的必要性較少時才會加劇破壞。“帶來悲劇”的自然是敵人，尤其是河流“對日本人來說是真正的災害”。所以，必須結集現代國家的全部力量，徹底根絕自然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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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治山治水：充滿災害的列島（4）
精英的總能量
在21世紀，由於人口增加、海岸侵蝕、氣候變化等原因，各國被迫選擇適合各自環境的生活方式。有兩種思想和技術會給其決斷帶來影響。有適當的語言才能表達，就把這兩極的一方稱之為“自然保護”派，另一方叫做“填埋、建造”派。屬於極端的“自然保護”派的是激進的社會運動家，如果為了保護環境，無論什麼犧牲都會做。另一派代表“填埋、建造”派最遠大計劃的是在長江、湄公河上建造巨型大壩的發起人。這些人用巨大的人工建造物來支配自然，想借此來解決問題。
迎來21世紀的今天，歐美欲行中庸之道，給予環境保護很高的（但不是絕對的）優先權。在其實施過程中，政府下令撤除海岸線的護岸設施，為了改正迄今為止所犯下的錯誤，政府給糾錯專案提供了資金。比如，取消埃弗格萊茲溼地 的排水渠，為了讓溼地恢復到自然狀態，美國陸軍工程兵推行著一個數千億日元規模的計劃。因為堤壩消除、自然恢復，其他經濟發達國家的政要積極地表明內心的喜悅。美國原內務部部長布魯斯·巴位元對友人如此說道：“哪裡有可以被拆除的堤壩，那我就去拆掉。”如果是日本的國土交通大臣，大概是絕對不會去的。因為他十分繁忙，正忙於計劃下一個巨型堤壩。這次的目標是四國的吉野川——這個數千億日元規模的專案正在穩步推進。在當地，會產生強烈的反對運動，甚至出現這樣的證據：雖說是防止洪水，但吉野川嚴重的洪水氾濫數百年只發生一次。
思考“自然保護”派和“填埋、建造”派這兩極時，務必指出的是，日本的立場是站在徹底的“填埋、建造”派這一邊，不想去糾正過去的業績。國內的趨勢是，比起減少人類對山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