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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但是我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能跟她學畫是個幸運的事兒。
我的小學還有一位好老師,一位上了年紀的音樂老師,由於她的教學方法,我們班的合唱在北京市每每獲獎,那一年的秋天,我媽又接我們全班到她承包的地裡“跳豐收舞”,那一天同學們可高興了,全班分為三個小隊進行勞動比賽——剝玉米,幹了不一會,飯熟了,叫大家吃飯,同學們都百般不樂意地說:求求你了,阿姨再讓我們幹一會兒吧……
吃完了飯,媽媽說叫他們去給自己的媽媽挖紅薯帶回家去,每人一個塑膠袋兒。
很久沒下雨了,地裡挺乾的,同學們互相幫助,挖了不少紅薯,不久家長們的意見反饋回來了說:這是一生中最甜的紅薯!
那一天的主題班會還有一項內容:我媽利用門前的涼臺拴了一根長杆,掛上一塊布充作舞臺,我們表演了自己的節目,當我們班四個聲部無伴奏合聲響起時,村裡的農民搬梯子爬上牆頭,看我們演出,盛況空前。
我母親她那一輩人都有過共同經歷,她是下鄉插隊的“共和國同齡人”,她有打不開的農村情節,所以退休後跑到農村包地務農,才有了我豐富多彩的城鄉兩地生活。
一開始我很討厭住鄉下,起碼交通和資訊都受到了侷限,我還因此跟我媽發過脾氣,但是幾年過去後,我就習慣了在田野裡和狗一起奔跑,在魚塘裡游泳,用大柴鍋做飯的味道,就是用煤氣灶做不出來!心也漸漸沉靜了,甚至性格都有了些變化。
我跟我爸在玉米地裡幹活兒,都不穿上衣,光著膀子,那時你才會覺得是個爺們兒,就會對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吹冷氣有些不“感冒”了。
我和我的同齡人不同的是我是在兩個時代的邊緣長大的,接觸了一點兒農耕文化,但還是遠遠不夠的。
生活不會總是風和日麗的,我認為問題出在了初中:初中我仍上私立學校,但是換了一個教育系統“公辦”的“私立”學校,(聽上去有些彆扭)學校的硬體也很完美,但是“應試教育”的幽靈在校園中徘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有些“不正當競爭”了,比如我同一宿舍的同學,會鼓勵我在考試前玩遊戲機,甚至拉著我玩個“對抗賽”,但是晚上他會在被窩裡打著手電覆習功課,我是在羊群中長大的,是在“不讓一個孩子受委屈”的老師的卵翼下孵出來的小雞,在班上開始有些掉隊了,從天堂掉到地獄的落差更大,摔得更疼,又缺乏咬牙吃苦的鍛鍊,很容易採取放棄,一點一點地退步,一點一點地失守,自己沒有信心,人際關係也處理不好,越來越煩躁,甚至疑神疑鬼的,總覺得有同學和自己過不去,有時還嫉妒別人,很分心,也不快活,直到考高中的成績不理想,進不了重點中學。
據說我爸爸媽媽之間有過一次研討:媽媽問爸爸,孩子是在羊群中成長快,還是在狼群中成長快?爸爸說:當然是狼群。媽媽說:這是你說的……這可能就是他們的“豺狼計劃”的起因。
而我就這樣一下子被拋到了西方的遙遠的“狼群”!
“恐怖”教官(1)
我為什麼會寫前面提到的三封信,原因就在於我接受不了這種狼群中的 “痛苦”生活,而這種“痛苦”生活的領頭狼就是那個臨時為我安排的學生教官。
他十分“兇殘”,簡直就是個魔鬼,剛來的那幾天,他直接就給了我個“下馬威”,可把我整慘了,用各種聽懂聽不懂的美國髒話罵我,動不動就揮舞拳頭作勢要打我,我本來就膽小,只能任他擺佈,一切委屈強往肚裡咽,別說還手,連還口都不能(也不會!只能用我們的國罵在心裡咒他,以取得暫時的心理平衡。)想想就更想不通了,相比之下我在國內還能混得下去,幹嘛要上美國來受這份兒“洋罪”呢?!
在一接觸到這個學生教官的時候我就有這麼一個想法:他很強壯,就象一頭牛一樣,但是頭卻很小,身體看著很不成比例,這也許就和他的智商成了正比吧。讓我總覺得他解決一切事情的方式就是使用暴力,的確他的暴力傾向在學校也是出了名的,沒有人敢惹他,弱小點兒的同學要是招了他,會引禍上身的,他下手很重,真動起手來,誰也吃不消,這也最終導致了他被學校開除。
他曾經在生氣的時候,用燒紅的烙鐵在胳膊上燙了一個十字架的形狀,後來用紋身蓋住。而且我還聽說他是因為“意外傷害”,被警察送到了這所學校來的。
總之,守著這麼一個狂躁的人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當中,相當的掙扎。
但是,後來的一次聊天,一切都突然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