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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訊號。但這些密謀分子的主觀願望再一次落空了。這兩位陸軍元帥確實飛到了希特勒的大本營，但只是去重申他們對最高統帥的忠誠。
“我們被拋棄了。”貝克憤恨地抱怨道。
對貝克和他的朋友們說來，這一點已很明顯：他們不能期望從前方的高階指揮官那裡得到實際的幫助。在絕望之餘，他們轉向唯一剩下的一個軍事力量的來源——國內駐防軍，或稱補充軍。國內駐防軍根本不能說是一支軍隊，只是正在訓練的新兵和在國內執行警衛任務的超齡部隊的大雜燴。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裝。在正規化的部隊和武裝黨衛隊遠在前線的情況下，當希特勒遭到暗殺的時候，這支軍隊也許足以幫助密謀分子佔領柏林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殺希特勒這一致命行動是否必要，甚至於是否適宜的問題上，反對派內部仍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
例如，克萊騷集團就絕對反對任何這一類的暴力行動。這個集團是由一群各色各樣的傑出青年知識分子和理想主義者組成的。他們聚集在德國兩個最著名的、最貴族化的世家後裔的周圍：一個是赫爾莫特·詹姆斯·馮·毛奇伯爵，他是1870年率領普魯士軍隊戰勝法國的那位陸軍元帥的曾侄孫；另一個是彼得·約克·馮·瓦爾登堡伯爵，他是拿破崙時代那位著名將軍瓦爾登堡的嫡系子孫，這位將軍曾同克勞塞維茲一起在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締結的道羅根條約上簽字；根據這個條約，普魯士軍隊調轉槍口，幫助推翻了拿破崙。
這個集團的名稱，來自毛奇在西里西亞的克萊騷的莊園。它不是一個陰謀團體，而是一個討論小組* ，它的成員代表了納粹上臺以前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也可以說是他們希望在希特勒統治的這場惡夢消失之後將要出現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它包括兩個耶穌會神甫，兩個路德派牧師，若干保守分子，自由分子，社會民主黨人，富裕的地主，前工會領導人，教授和外交官。雖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們還是能找到廣泛的共同點，使他們的反對希特勒的運動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倫理方面、哲學方面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幾乎所有這些人都在戰爭結束之前被絞死了，他們遺留的檔案包括對未來的政府＇1016＇和對新社會的經濟。社會和精神基礎的規劃。根據這些檔案來判斷，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要成為兄弟，現代社會的可怕病症，人類精神的敗壞，將得到糾正。他們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雲之中，而且還染上一點德國神秘主義的色彩。
但是，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輕人卻有著令人難以相信的耐心。他們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給德國和歐洲帶來墮落。但是，他們對於推翻希特勒並不感到興趣。他們認為德國即將遭到的失敗會完成這個使命。他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臺以後。毛奇當時曾這樣寫道：“對我們來說……戰後的歐洲是如何在我國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問題。”
傑出的美國新聞記者桃樂賽·湯普遜，長駐德國多年，對德國十分了解。
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勸他從山頂上走下來，正視現實。1942年夏天，在一系列從紐約發給“漢斯”的短波無線電廣播中，他請求他和他的朋友們採取一定行動消除那個惡魔似的獨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聖者的世界裡，而是一個凡人的世界裡。”
“漢斯，上次我們見面，在臨湖的那個美麗的陽臺上一起喝茶……我說過，有一天你得用行動——劇烈的行動，來表明你的立場……而且我記得，我還問過你，你和你的朋友們究竟有沒有勇氣行動……”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結果，答案看來是這樣：毛奇和他的朋友們有勇氣議論——他們因此被殺害了——而無勇氣行動。
這與其說是他們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說是理智上的缺陷，因為他們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對殘酷的死亡。這個缺陷是造成克萊騷集團同貝克一戈臺勒—哈塞爾密謀集團之間分歧的主要原因，雖然他們對於未來接管納粹政權的政府的性質和結構也有爭論。
1943年1 月22日，他們在彼得·約克家裡舉行了一次正式會議，由貝克將軍主持。據哈塞爾在日記裡說，貝克“當時是比較軟弱和沉默的”。以後還開過幾次會。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
——用哈塞爾的話——之間，掀起了一場猛烈的爭辯，毛奇同戈臺勒之間也衝突起來。哈塞爾認為，這位前任萊比錫市長十分“反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