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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做會使整個密謀暴露。他說，他用“這是一次實際演習”的話好不容易在凱特爾和弗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強搪塞過去。在確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訊息之前，再也不敢下令調動軍隊，這種心理，將在下一個關鍵性的星期四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7 月16日星期天晚上，施道芬堡邀請了一些知友和親戚到他在汪西的家裡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爾特，一個不大說話的、內向的、有學者風度的年輕人，在海軍總司令部任國際法顧問。有凱撒·馮·霍法克中校，他是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密謀集團同西線將領的聯絡人。有弗裡茨·馮·德·舒倫堡伯爵，他是一個前納粹分子，現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長。還有特羅特·佐·索爾茲。霍法克剛從西線回來，他曾在那裡同福肯豪森、施圖爾納格爾、斯派達爾、隆美爾和克魯格等許多將領進行過商談。他報告說，德國在西線馬上就要完全崩潰，但更重要的是，隆美爾雖然仍舊反對殺害希特勒，但是不管克魯格跳向哪一邊，他將支援密謀集團。經過了長時間討論之後，這些青年密謀分子一致同意，結束希特勒的生命現在是唯一的出路。他們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幻想，即認為他們的孤注一擲的行動會使德國免於無條件投降。他們甚至於一致認為，德國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國家也要向俄國人無條件投降。他們表示，重要的是，讓德國人自己而不是他們的外國征服者把德國從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但是他們已經太晚了。納粹暴政已經存在了11年，到了德國在一次自己發動的戰爭中敗局已定的形勢下，他們才開始採取行動。而在這以前，他們並沒有用實際行動來反對過這次戰爭的發動，在許多情況下，也根本沒有表示反對。不過，晚行動總比不行動好。無論如何，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前線的將領告訴他們，在東線和西線的崩潰可能只是幾星期裡的事情。
對密謀分子來說，行動時間看來只有很少幾天了。7 月15日那次過早地往柏林調兵已經引起了最高統帥部的懷疑。在這一天，傳來了密謀集團在西線的領袖之一馮·福肯豪森將軍突然被免去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地區軍事總督的職務的訊息。他們擔心，一定有人出賣了他們。7 月17日，他們聽說隆美爾受傷甚重，他們得無限期地不能把他考慮在計劃內了。第二天，戈臺勒在警察總部的朋友傳訊息給他，希姆萊已經下了逮捕他的命令。雖然戈臺勒不同意躲藏，由於施道芬堡的堅持，也只得躲藏起來。同一天，施道芬堡的一個在海軍中工作的朋友、也是極少幾個參加密謀集團的海軍軍官之一阿爾弗雷德·克朗茲菲爾德上校告訴他，柏林流傳著謠言，說是元首的大本營將在以後幾天內被炸燬。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謀集團中一定有人洩露了風聲。一切都顯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謀集團的核心進逼。
7 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臘斯登堡，向希特勒報告關於編組新的“人民步兵師”的進展情況。補充軍正在匆忙地訓練這些師，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東線。他要在第二天即7 月20日的下午1 時，在元首大本營舉行的第一次每日會議上提出報告。施道芬堡通知住在柏林遠郊的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和霍普納將軍，必須及時進城。貝克將軍作了最後的準備工作，以便在施道芬堡進行暗殺工作後飛回柏林前負責指揮政變。柏林城內和四周駐軍的重要軍官都接到了通知，7 月20日是那個日子。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起草給希特勒的報告，直到黃昏時分。8 時稍過，他離開辦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達倫姆的一個天主教堂作了禱告。他平靜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爾特一起度過了這個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個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見過他的人都回憶道，他的態度和藹可親，心情平靜鎮定，看不出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就要發生。
1944年7月20日
1944年7 月20日早晨，陽光燦爛，天氣很熱。6 點剛過，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爾納·馮·哈夫登中尉陪同，驅車經過柏林城裡一排排被炸燬了的房屋，到倫格斯道夫機場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裡，裝著有關新的“人民步兵師”的檔案。他將根據這些檔案於下午1 時在東普魯士臘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1049＇報告。在這些檔案中間，用一件襯衣裹著的是一顆定時炸彈。
這顆炸彈，同去年特萊斯科夫和施拉勃倫道夫放在元首飛機裡、後來沒有爆炸的那一顆是完全一樣的。如前所述，這種英國製造的炸彈的爆發裝置是這樣的：先打破一個玻璃管，讓裡面的藥水流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