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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接見總理。巴本認為，這種獨特的地位，使他能夠對激進的納粹黨領袖增加一重牽制。而且還有一層：這個內閣出自巴本的構思，是巴本的產物，他相信，在堅決的老總統（老總統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護者）的幫助下，在他的保
守派同僚（他們在人數上以8 對3 勝＇185＇ 過難以駕馭的納粹黨人）的明確支援下，他能夠掌握這個內閣。
但是這個浮誇輕薄、姑息養奸的政客並不瞭解希特勒——實際上也沒有人真正瞭解希特勒——他也不瞭解支援他的勢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瞭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沒有別人能瞭解——既有的有勢力機構：陸軍、教會、工會、政黨，或者廣大的非納粹黨中產階級和高度有組織的無產階級，他們的難以解釋的軟弱已經到了近乎癱瘓的程度。正如後來巴本悲哀地所說的，他們都會“不經一戰就投降”。
對於民主共和國的放棄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勢，德國任何階級、集團、政黨都不能逃避其應負的一份責任。凡是反對納粹主義的德國人，他們的致命錯誤是沒有團結起來反對它。國家社會黨1932年7 月最受群眾擁護的時候，也不過贏得了37％的選票。但是，表示反對希特勒的63％的德國人民，當時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而且目光也過於短淺，不能聯合起來對付共同危險。他們當時一定知道如果他們不團結起來（不論多麼暫時）加以撲滅，這個共同危險就會壓倒他們的。共產黨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後還堅持這種愚蠢的主張：先要摧毀社會民主黨，推毀社會民主黨的工會，摧毀不論什麼樣的中產階級民主力量。他們所根據的是這種頗可懷疑的理論：雖然這樣做會導致建立納粹政權，但是這個政權將是暫時的，最後必然會促成資本主義的崩潰，而在資本主義崩潰後，共產黨就可以掌握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在布林什維派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法西斯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以後，就是共產黨的世界了！
社會民主黨人則由於14年來同其他政黨分享共和國的政治權力，為了維持聯合政府作盡了一切必要的妥協，它的力量和熱情已經消耗殆盡；他們的黨已經僅僅成了一個機會主義的施加壓力集團，只求為他們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會爭取到一些讓步。有些社會黨人說，幸運沒有降臨到他們的頭上，因為不擇手段和不講民主的共產黨分裂了工人階級；經濟蕭條進一步打擊了社會民主黨，削弱了工會，使他們的黨失去了幾百萬失業者的支援，後者在絕望之下不是轉向共產黨就是轉向納粹黨。這話可能不錯。但是社會民主黨的悲劇是不能僅僅用運氣不好來解釋的。他們在1918年11月的時候曾經有過掌握德國政權的機會，按照他們一向宣傳的社會民主主義來建立一個國家。
但是，他們缺乏這麼做的果斷決心。現在到30年代開始的時候，他們已經成了一個精疲力竭的失敗主義的黨，佔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數能力平庸的老人。雖然他們忠於共和國到底，但是在最後過於慌張膽怯，不敢承當為了保衛共和國就必須承當的風險，當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毀普魯士的合憲政府時，他們沒有能夠行動起來，＇186＇ 這就是一個明證。
在左派與右派之間，德國缺少一個政治上有力量的中產階級，而這種中產階級在其他國家如法國、英國、美國已證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年中，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人民黨、中央黨一共獲得了1200萬張選票，僅僅比兩個社會黨派別少200 萬張選票。但是從這個時候起，由於他們的擁護者轉向希特勒和民族黨，他們的力量日趨衰退。在1919年，民主黨還有74名議員當選參加國會，到1932年時，他們就只剩下兩個議席了。人民黨的議席在1920年是62個，到1932年只剩下11個。只有天主教中央黨自始至終保持了他們的投票實力。在1919年共和國第一次選舉中，中央黨在國會中獲得了71個席位，到1932年仍舊有70個席位。但是中央黨從憚斯麥時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機會主義的政黨，較之社會民主黨有過之無不及，對於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讓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援。雖然它似乎是忠於共和國，忠於共和國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們前面已談到，它的領導人，在巴本和民族黨人還沒有搶過他們之前，就已經在同納粹黨談判要把總理一職送給希特勒了。
如果說，德意志共和國缺少一個政治上走中間路線的階級的話，它也缺少一個真正保守的政黨在許多其他國家所起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