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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集思廣益，有效地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努爾哈赤又對范文程說：“關於財物的分配，也是按‘八份’分配。凡是大金掠獲的財物，如金帛、牲畜等，全歸八王所共有，也按八份進行分配，這樣分配方法，可以避免因財富分配不均，而禍起蕭牆，也可以防止新汗王一人壟斷財物，使新汗王與八王在經濟上享有同等的權力，以致對新汗王的經濟權加以限制。”
范文程說：
“自古以來，帝王都把全國的財產看成他一人所有，以致任意揮霍，奢侈浪費毫不心疼。經過八王限制，新汗王與八王處同等地位，就可以避免了。”
努爾哈赤又說：
“有人違反了財物分配，必須受到處理。八王中，有人除按規定分得一份之外，若私自貪隱一物，貪隱一次，將被革一次應得之一份；若貪隱兩次，被革兩次應得之一份；若貪隱三次，則永遠革去其應得之一份。”
范文程聽了，拍著手說道：
“太好了！這種處理寬嚴結合，使違犯的心服口服，沒有話講。”
努爾哈赤又向范文程介紹了斷理、訴訟的有關規定，他說道：“大金國審理訴訟的程式，分為三級：先由理事官初審，再由諸大臣複審，最後由八王定案。由於裁定權在八王那裡，新汗王對生殺予奪之權，也受到限制。”
聽了努爾哈赤的敘述，范文程附和著說：“這已經夠全面了，政治、經濟、司法，以及處理、任用等全都有了。這種改革，已經破除立儲的舊制，解決了擇立汗王繼任者的難題，確實是個好辦法。”
努爾哈赤聽了范文程的話，更加高興，他深感自己年事已高，選立儲君的計劃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一直為立儲之事苦思良策。
如今八王共治的改革方案已成，努爾哈赤就在這一年——天啟二年，即天命七年的三月三日，召集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和四小貝勒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嶽託，即八王開會。
在會上，努爾哈赤向“八王”說道：
“……繼俺之後，當汗王的人，不應該是盛氣凌人的人。因為這種人狂傲自負，以力服人。不能服眾，不能得人心。”
“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一人縱有知識，終不及眾人之謀。你們八人，是八個王。對於軍國大事，若是八人共議，就會很全面，不會有失的。”
“當汗王的人，必須能兼聽別人的意見。不要那種剛愎自用的人，拒絕八王共議的人不能要。即使選上了，他不實行善政，不接受八王共議，要撤換，重新選擇能聽從八王共議的人。……”從此，後金國汗王努爾哈赤，改革後金政體，實行八王共治國政的制度。
努爾哈赤把原來的君主集權，改革為八王共同治理國政，使其擁有汗王立廢、軍政議決、司法訴訟、官吏任免等重大權力。
因此，八王會議，就成為後金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成為約束新汗王的監督機構。
努爾哈赤試圖透過“八王共治”國政的方式，在新汗王嗣位之後，改革君主專制，實行貴族共治。這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中，是一項重大的創舉，也是一次可貴的嘗試。
可是，這個八王共治的政策，必須以努爾哈赤的健在為前提。努爾哈赤一旦死去，這個制度又將出現新的問題。
“八王”為了按照共同治國的方案行事，必須選擇一個汗王出來。根據傳統習俗，汗王是天之子，是諸貝勒、大臣之父，總歸處於尊貴的地位。
“八王”當中，尤其是四大貝勒，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遵守共同治理國政的規定，而是時刻窺伺著汗王的地位，夢想著有一天，能登上汗王的寶座。
“八王共治”實行一年多來，努爾哈赤時刻留心，注意觀察，發現八子皇太極總是處於主攻的地位。他常常以宴請的方式，與阿敏、莽古爾泰兩大貝勒，緊緊地拉扯在一起。有時，也與德格類、濟爾哈朗相互交結。甚至，連代善的兒子嶽託，也與他來往密切。
努爾哈赤發現，在四小貝勒中，只有阿濟格為人還比較正派。但是，他與大貝勒代善一樣，命運不佳，共同遭受皇太極的排擠與傾軋。
努爾哈赤終於得出了一個結論：飛揚跋扈的皇太極，把“八王共治”當作他發號施令的機器；有朝一日，他會利用這個機器，去達到他登上汗位的目的。
天啟三年（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的一天，努爾哈赤喊來了皇太極，嚴厲地訓斥他說：
“前次，你不顧父兄之情，到處攻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