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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別人知道的代價。正像古人說的那樣：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有所得就必有所失。當然也許他什麼也還不知道，但不管怎樣，也只能直來直去地同他談一談了。
“嚴書記，我覺得情況是這樣。按目前中紡的情況來看，問題確實是相當嚴重的，有些問題嚴重得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範圍。如果不盡快下決心和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帶來的後果將是難以預料的，尤其是它很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影響到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所以在常委會上經過討論後，大家一致認為，應該儘快委派一個較大的工作組進駐中紡，首先從財政上進行一次大的稽核和清查……”
“好了好了，這些我都知道，下午你們的秘書長都已經給我詳細地彙報過了，不就是有幾個工人想鬧事嘛？”嚴陣好像一反常態，還沒等李高成把話說完，就插進來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現在我們一些領導就好像得了‘恐告症’，大大小小隻要有個什麼人找來說要告誰誰誰，立刻就覺得天要塌下來一樣，就好像真是不得了了。這到底是怎麼了？究竟有什麼可怕的？當領導的還會不被人告狀？在咱們中國這塊地盤上，不管是哪一級，也不管是什麼職務，哪個當領導的沒有被人告過？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管理，管理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意見，就有牴觸，就有衝突，再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短兵相接、各不相讓。過去貼大字報，現在就是告狀，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嚴書記，中紡的情況並不一樣，問題確實非常嚴重。”李高成竭力想把嚴陣的看法扭轉過來，尤其是想讓他真正瞭解到中紡問題的嚴重性，“那天我在中紡的時候，足有一兩萬工人都走了出來。幹部和群眾的關係已經緊張到千鈞一髮的地步，如果我們再掉以輕心的話，那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很可能會惡化到……”
“開口就是一兩萬工人，開口就是一兩萬工人，真是危言聳聽、誇大其詞！充其量不就那幾個有意見、愛鬧事的嗎？”嚴陣再次打斷了李高成的話，嗓音也漸漸地高了起來，“有那麼一夥人想鬧事，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我就實在不明白，現在的這種普遍的悲觀論調究竟是從哪兒來的？改革是什麼？改革就是革命，就是要摧毀舊的，建立新的，就是要打破鐵飯碗，創立一個新的經濟秩序。所以這也就必然地要影響和觸及到許許多多人的利益，同時也必然要影響和觸及到一些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以及惰性觀念。改革改什麼，就是要改掉這種習慣勢力，就是要改掉這種惰性觀念。如果說要有問題，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如果說嚴重性，這才是最大的嚴重性。所以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勢必要涉及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也就必然要觸怒一些既得利益者。這是我們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必然會帶來的反應，要不怎麼能叫陣痛呢？沒有痛苦、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改革還能叫改革？像中紡，這不就來了麼？虧損負債、停工停產，這就逼著我們必須加大力度，下大決心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也一樣需要我們的奉獻、需要我們的付出、需要我們的犧牲。但也有人會利用這一機會，什麼鬧事呀，什麼上訪呀，什麼告狀呀，從而達到他們各自不同的目的。生活困難的想要點錢，沒有工作的想找點活兒幹，對領導不滿的想發發牢騷，再加上那些想當領導結果沒有被提拔了的、想長工資結果沒有給長上的，想幹壞事結果被處分了的，這樣的一些人結合在一起，那還不盼著事情鬧得越大越好？當然，也確實有很多生活條件非常差的工人，由於不明真相，認識水平又低，成為鬧事的積極分子那也是難免的。所以你想想，除去這些人，真正鬧事的人能有幾個？何況又是在自己家門口，反正停工停產也沒什麼事幹，跑出來看熱鬧的又有多少？一兩萬，這豈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自己嚇唬自己？再說，就算一兩萬，那又能怎麼樣？你一個人去了不就全把他們給說服嗎？不就把他們全給震住了嗎？不管怎麼說，畢竟還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是在我們手裡。老李呀，你也年紀不小了，咱們都是同齡人，什麼樣的事情沒有經過？又有什麼樣的事情能嚇倒咱們？關鍵是要多想多分析，你是公認的實幹家，但你現在是一市之長，你要再像以前那樣只善於幹事，不善於動腦，那可就真危險了。如果上一次是你當了市委書記，那麼所有的一切還會是現在這樣的局面嗎？你就沒好好想想，這次中紡鬧事的背後就沒有什麼別的背景？上訪材料一個上午就撒遍了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幾個工人就有那麼大本事？這都是衝著誰來的？你認真想過沒有？位置不同了，要搞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政治，每件事都應該多問一個為什麼……”
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