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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你怎麼可以讓那麼多的人在電視裡罵領導，罵政府，罵共產黨？你不是領導嗎？你代表的不是政府嗎？你當的不是共產黨的官嗎？你怎麼可以把自己的立場放在黨和國家的對立面上去？你就沒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幹什麼？你是不是想把全市的人都鼓動到醫院去看望你？你的全域性觀念到哪兒去了？你的黨性原則又到哪兒去了？你是不是……”
一時間李高成好像只有聽的份，以至於連辯解一下的餘地都沒有。許多年了，在李高成的記憶裡，嚴陣在他跟前發這麼大的脾氣，這還是第一次！他一邊聽著嚴陣憤怒的“批評”，一邊努力地回憶著自己是否曾在電視裡說過什麼過分的話。想來想去還是覺得自己並沒說過什麼，至於那些工人們說的話，可能確實有很多過火的地方，但那都是在他離開之後。既然他已經不在場，工人們想說什麼，記者們想採訪什麼，電視臺想播什麼，作為一個躺在醫院裡的病人，又怎麼能勸阻和控制？何況工人們的那些話，想想也並沒有什麼太出格的地方。在一個虧損了很長時間。將近一年都發不了工資的國有大型企業裡，少吃沒穿、生活越來越窘迫的工人們，面對著記者發發自己的牢騷、提提自己的意見，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地方？而且這樣的虧損企業，完全是由於政府的措施不力和企業領導的管理不善造成的，工人們就是說幾句過火的話，那心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說，如果要真的有了什麼問題，那電視臺早就給刪掉了，還捱得上我們事後在這兒發火發脾氣嗎？其實工人們說的那些話，究底裡還不是對領導。對政府、對黨的一種深深的企望和信任？講政治講穩定，莫非就是連這些發不了工資的工人們也不讓他們說說心裡話嗎？對黨對國家都不讓他們說心裡話，那麼你讓他們找誰說心裡話去？
但想歸想，真正要說出來就是另外一種味道了。不管怎麼說，嚴陣還是你的上級，他還是省委常委，他還是一個權力很大、非常年輕、前程非常看好的省委常務副書記。他不僅可以威脅到你的地位，即便是更高一級的領導，也一樣無法漠視他的存在和影響。何況以你的身分和位置，你根本沒有同他進行任何抗衡的能力和實力。官大一級壓死人，在領導層內，這可絕不是一句無關痛癢、隨便說說而已的戲言。
一直等到嚴陣的口氣有些緩和下來，李高成才找了個機會插進話來：
“嚴書記，說心裡話，當時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電視臺的記者在下邊採訪。我當時一直在想的是，有那麼多工人在大門口等著要來看望我，別說我還是一個市領導，即便我仍是一個工廠的廠長，即便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要我還活著，只要我還清醒著，只要我還能走，那無論如何我也要出去同工人們見見面。我當時就對護士和大夫說了，就是抬也要把我抬出去。我要見的是工人，並不是那些記者。作為一個市長，面對著市裡這麼多發不了工資的工人，我是非常非常慚愧的。嚴書記，一想到這些，我一晚上一晚上地睡不著覺。尤其是前幾天我到中紡慰問時，看到有那麼多在中紡幹了一輩子的老工人、老幹部，他們至今連彩電、連冰箱都買不起，至今仍然住在五十年代的小平房裡，還有好多工人病了連藥都買不起，他們的孩子連學也上不起，我的心就像刀攪一樣。面對著這些工人，我覺得我早就應該辭職，即便是我沒有貪過國家一分一厘，我也一樣是有罪的。而現在，當我這麼一個政績這麼差，幹得這麼次的幹部得了病住了院的時候，工人們反倒都要來醫院看望我，可想而知我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心情？工人們為什麼會來醫院看望一個領導？無非還是希望我們的領導能領導得更好一些，能做得更多一些。說句實在話，他們來看我，難道不也是一種信任，一種支援？我是一個國家幹部，一個黨的幹部，他們能來這兒看我，不也是對黨和政府的一種希望、支援、關心和愛護？嚴書記，我說的都是我的心裡話。”
“……我明白了，”好一陣子，嚴陣才好像反應過來。也許是沒想到李高成會這麼說，也許是感到了李高成話裡有話、若有所指，所以才默默地聽了這麼久。因此當李高成的話戛然而止的時候，嚴陣似乎仍然還陷在一種沉思之中。然而當嚴陣從沉思中反應過來時，李高成才感覺出來，自己的這番話不僅沒能起了說服作用，反而使他們之間的距離更大，裂痕更深了。嚴陣話裡的東西似乎更多也更明顯，“我總算聽明白了你的意思，我剛才的那些話看來全都白說了。這些天來，有好多人在我這兒談論關於你的事情，我從來都不相信。人要恩怨分明，不管怎麼說，你總不至於會在別人後面鼓搗我。好歹你還是我提拔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