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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執法足球聯賽多年，吉利和綠城說的假球和黑哨的確存在，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雖然我執法的初衷不是這樣，也不願意這樣。但一旦進入這個所謂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參與了這種罪惡的交易。每參與一次那種罪惡的交易，我都會受到一次良心的譴責。現在兩個俱樂部不惜受到打擊報復，敢於向中國足壇的黑暗勢力發起挑戰的行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還沒有完全泯滅之前，我也要站出來就這件事談談我個人的感受。
現在寫的這份材料，我不知道會給我帶來怎樣的結果！但我還是願意從我做起：
1�退回透過中間人收取杭州主場的“黑錢”。
2�對吉利和綠城現在向中國足壇的黑暗勢力發起挑戰表示堅決的支援。
由於我深愛足球這項運動，所以請諒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寫這份材料。透過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內的足球裁判都會從自我做起堅決抵制假球、黑哨，這樣中國足球才會真正有希望。
一個還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我仔細看後把錢和信函放回卷宗。然後拿起筆，在卷宗的封面上寫下這麼一句話：
12月17日下午3時20分收到方信忠送來的4萬元錢和一封沒有署名的信。
陳培德（簽名）
方信忠走後，我立即把黨組成員及監察室主任潘善泰、辦公室主任鄭瑤請到我的辦公室，把剛剛發生的事告訴大家，又叫規財處長孔建軍將卷宗存放在會計室的保密箱。
同時，我還打電話將此事向閻世鐸作了通報。
不知誰走漏了風聲，媒體紛紛找到體育局辦公室和我，要了解真相。我認為此時將事情公開不妥，我們的目的是要解決問題，不是要炒作。後來，辦公室主任鄭瑤告訴我，新華社浙江分社的方益波想給中央寫內參，建議接受採訪，我同意了。
不到半小時，方益波就趕到了我開會的所在地紫雲飯店。我向他出示了悔過書並表達了對這封懺悔信的四點意見：
第一、這封信說明吉利、綠城對裁判“黑哨”問題的揭露和浙江省體育局的表態，絕不是空穴來風，其嚴重程度不可低估，而中國足協過去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總是對裁判的問題採取遮遮掩掩的辦法，客觀上對裁判的問題進行袒護，正是中國足協這種放縱的態度，使“黑哨”有恃無恐，官員助紂為虐，對足球環境的惡劣狀況，中國足協起碼要負管理和領導責任。
第二、中國足協至今主張內部解決問題，不讓媒體介入，但這封來信恰恰證明，媒體為足球反腐敗營造了強大的輿論攻勢。輿論的聲勢，對足壇“黑哨”產生了巨大的震懾作用，管理部門應與媒體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體，才能打好足球反腐敗這場政治戰。
第三、中國足協一直強調要和國際足聯接軌，按行規來處理足球的問題，不要司法介入，這是法盲的表現，中國共產黨尚且宣告自己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在法律範圍內進行，足球的活動豈能成為法律的特區和盲區？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才可能走向徹底。
悔過書問世（2）
第四、為了徹底揭開足壇腐敗的黑幕，應該對敢於主動公開承認自己有行賄和受賄行為的當事人給予保護，處理上應儘可能從輕，這樣，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來說話。
接受採訪後，新華社浙江分社記者方益波隨即寫了新華社內參。
“自白書”和4萬元人民幣
2001年12月27日，《男人》雜誌記者採訪了我，當時談到了公正的話題，我笑了笑說，公正是體育的價值與魅力，是體育的生命。公正的規則起源於體育，而現在這種公正在被扭曲、被異化，競技場成了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名利場。
當時還談到此次“黑哨”運動，我對這位記者表示，“我認為我的行為與黨的方針政策是一致的，我的思想絕不是自由化的思想。什麼叫天下為公？什麼叫大同世界？不就是要求我們要公正公平，要講真話辦實事嗎？我希望我和更多的人一起來打破這種不公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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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夜話（1）
元旦，每個單位都放假了，我卻從晚上8點多整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那天晚上就是與李書福談話。當時我認為，儘管有了一封裁判的匿名懺悔信以及退回的4萬元，但中國足協和輿論都有一個共同觀點，認為電腦列印的匿名信根本不能當做原始證據，治理黑裁，綠城和吉利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