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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腦細胞，知道的再多，也不過是能把記住的說出來。而學問的定義當是——不僅你問的我能因為我學了告訴你，我還能因為我學了提出問題，而且那可能是別人不曾提出過的問題……
小郭也不可能讀得太多，這也是毫無疑問的。
讀的少，又喜歡思考——其成果一旦見諸於文字，難免破綻多多。竭力自圓其說，還是難圓其說。馬馬虎虎看圓過去了，認真的人一問，那圓便破了。
例子便是他的論文《從苦難到慾望》。
這顯然是一篇具有獨立思考特質的論文。
但是此篇以其昏昏卻又試圖使人昭昭的概念幾乎滿紙——比如人類的苦難大體有多少種？大體上由什麼原因造成？相對於苦難，什麼又是不幸？在什麼情況之下，人生的不幸持續為苦難？相對於文學藝術，什麼是悲劇？什麼是悲情劇？究竟什麼又是悲劇精神？《哈姆萊特》、《奧賽羅》、《李爾王》自然是悲劇，它們果有什麼“悲劇精神”嗎？倘竟有，是什麼？為什麼是？《竇娥冤》自然也是悲劇——倘按郭郎的邏輯——竇娥在戲中竟沒有反抗命運的行為方式嗎？六月降雪，血噴白練，倘那還不是反抗，還要那麼一個小女子怎麼反抗？嚴刑逼供，屈打成招，刑場受死，怎樣做才是超越困難的態度？為什麼指向社會的不平與不公就一定是“流於平面”的悲劇？《黑奴籲天錄》不指向社會的不平與不公，又該指向哪裡？《悲慘世界》之所以並非“流於平面”，難道不正是因為雨果並沒有將冉·阿讓的苦難僅僅視為“個人的苦難”嗎？——誰如果僅僅因為別人的苦難於己無關便麻木漠然，那還是一個進化了的人嗎？迄今為止，人類最大規模最大面積的苦難，除了天災，難道不主要是人施加給人類的苦難嗎？《辛德勒名單》所呈現的苦難，與今天中國大學校園裡的學子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沒有，便失去了促使人反思的意義了嗎？
談論真正的“悲劇精神”，不談《普羅米修斯》，不談高爾基的《丹柯》，不談雨果的《九三年》，甚至也不談狄更斯的《雙城記》，那還談個什麼勁兒？餘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究竟揭示的是苦難對人的異化，還是正面展現人對苦難的“超越”——讀不懂這個起碼的問題，將人被苦難的異化當成人在苦難中修成了什麼正果，那不等於說阿Q在死刑判決書上將圈畫得極圓是達到了一種的境界麼？……
凡此種種，種種——滿紙“思想者”的胡說八道。而最主要的是，實際情況在這一篇論文中被歪曲了，即——不是中國作家總體的弱智，腦子都進水了，而是——有多少人當年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念，曾用頭去撞那固若金湯的創作的“禁區”——這一個中國當代文學的艱難過程，本身就是帶有悲劇色彩的，而且體現著悲劇精神……對以上的時代背景避而不談的話，那麼就沒有什麼資格解讀“文革”後十年的文學了。因為某些作品之所以是當時的那樣，而非現在流行的寫法，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文學現象，那——只要允許一位作家表達他三分的誠實思想，那麼他可以“戴著鐐銬在鋼絲上跳舞”——當年的一種半公開的比喻……
總而言之，郭郎的《從苦難到慾望》，給我相當不良的閱讀印象。但是近日當我重讀它，一思再思，又形成了新的看法：
第一，他在獨立思考——獨立；思考——這難能可貴。
第二，從苦難到慾望，確是從古至今全人類文學現象演變的一條線索。不但是文學的，而且是文藝的，文化的。
第三，西方人指出過這一演變；中國人也開始面對並頻頻談論。但本校學子中，還沒有誰肯動這份腦子試圖加以分析。
第四，他做了這種嘗試，只不過知識準備太不充分而已。當加鼓勵，而不是全盤否定。
我的建議乃是——郭鵬應該將此篇當成畢業論文來進一步思考，並理清如下基本思路：
一、人類走到今天的文明，是一個歷經苦難的過程。苦難分為人為的和天定的（不可抗力）。
二、造成大多數人類苦難的原因，倘是人為的，它永遠是文學，文藝，文化必然屢加叩問的本能。文學、文藝、文化喪失這一種本能，人類無復再有什麼“人文關懷”可言。
三、純粹“個人的苦難”——如果它不是由社會的不平、不公或人類的貪慾所導致的，那麼，它其實更是不幸。比如殘疾首先是一種不幸；戰勝殘疾需要確立精神上的信念。但這不是所謂的“悲劇精神”，更是“自強不息的精神”。
四、真正的“悲劇精神”是以崇高為基礎的一種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