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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說確乎很偉大過。它只稍許比詩年輕一點點。雖然至今人們仍用“史詩性”三個字來稱道偉大的小說，而偉大的小說卻自有其與詩不同的偉大處——沒有一首詩能像偉大的小說那樣與人類的閱讀習慣發生最親密的接觸。
20世紀中葉以後，詩漸漸地寂寞了。
現在，小說也寂寞了。不但寂寞了，而且平凡了。發達的印刷業，傳媒界，加上電視機、影碟機、電腦網路這些科技產品的問世，削減了小說以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甚至挑戰了人類古老的閱讀習慣。畢竟，影象比單純的文字對人眼具有更強大的吸引力。寫小說這件事，已經像歌唱模仿秀一樣，不再高不可攀。
我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寫過一篇相當長的文章發表於《光明日報》，題目是“奧林匹斯的黃昏”。那時小說還正在中國紅得發紫著。那時我預見，在以後的20年間，中國人的消遣心理，必將欣賞的願望厚厚地壓在底下。以後20年間的小說，取悅於人們一般消遣的動意，也必日漸明顯。
現在的小說總體上正是這樣，儘管有我的許多同行們繼續努力地做著種種提升它性質的實踐；卻畢竟的，分明的，普遍之人們對小說的要求更加俗常了。
小說是在這一背景下平凡的。
平凡的事物，並非便是已經不值得認真對待的事物。
所有寫小說的人，在動筆寫一篇小說時的狀態都無疑是相當認真的。
對小說的理解決定著各自不同的認真尺度。
在關於小說的一切說法中，經過思考，我最終接受了這樣的理念——作家是時代的書記員，小說是時代的備忘錄。
於是有我現在的一系列小說“出生”，自然包括《檔案》這樣的小說……
變成海綿
許多朋友，不僅是文學界的朋友——各行各業的朋友總愛對我說：曉聲你太愛討論了！一有你在場，話題就無休止了！輕鬆的話題被你“引導”成了嚴肅又沉重的話題。閒談不知怎麼一來，就成了由你“主持”的專題討論。你累不累呀？
這話中有調侃的成分，甚至有挖苦和嘲諷的意味兒，當然都是朋友式的，善意的。
坦率講，我知道也有人非常厭惡我這一點。比如別人正在大談風月、談緋聞、談名人的隱私，或報刊上的花邊內容。被我沖淡談興，扭轉了話題，怎能不索然呢？
其實我非是出於無禮，更不是存心要使別人不快。只不過幾乎出於本能地，將自己變成一塊海綿，總企圖使閒談成為有意義的討論，從有意義的討論中吸收有價值的營養。再進一步坦率地講，我的創作每受此營養的滋補而衝動不已……
我有不少經濟界的朋友——博士、學者、專家、教授。經由和他們的討論乃至辯論，我接受了一些經濟學的觀點。於是我看現當代中國社會的眼光，不復是從前小說家的單純眼光了。
我還有不少企業界、倫理學界、史學界、法學界的朋友。他們都使我受益匪淺。我更有不少同代人、民工、下崗或半下崗的工人朋友。最後一類朋友的存在，常常提醒我，對於中國現當代社會，一個小說家的感覺，無論良好或不太良好，只不過就是一個小說家的感覺罷了，有時可能與眾多中國人的感覺截然相反，甚至有天壤之別。我非是“個人體驗”派的小說家。我很在乎自己是否瞭解眾多的中國人的中國現當代感覺……
那麼，便該說到《司馬敦》這一篇小說了。它是我與一位影視導演朋友，幾位法學界朋友，以及我家的“阿姨”小芳共同看電視，多次由拐賣婦女兒童案例進行“討論”的結果。只不過“討論”的當時，我並未有意識地想要寫一篇小說。
不久前，《中篇小說選刊》的章世添同志打來電話，言及轉載《司馬敦》之事。於是我們竟又在長途電話裡討論起法與善、法與惡、法與罪、法與貧窮和邪惡的關係。如果不是顧及到長途電話費，我們也許會討論得更深入的……
章世添同志由於常年擔任《中篇小說選刊》的副主編，對於全國中篇小說的創作動態，常有頗具權威性的看法。我認為可以說他是一位研讀家。起碼，他要經常細讀大量的中篇小說，肯定比任何一位作家讀的都要多。他對我的小說所提出的意見，對我的創作實踐每每有點悟性的幫助。
就《司馬敦》一篇，他在電話中問我——你小說中，也是現實社會中，另一名往往“逍遙法外”的“罪犯”是……
我在電話這一端打斷他，請他先別說，由我自己來說。
我說——那就是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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