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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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聊家常。樓下賣包子的，街口修腳踏車的，本單位的門衛，在對面公園裡放風箏的老人。他們都不反感我，都愛跟我聊，甚至我兒子的同學到家裡來，我也搭訕著跟他們聊。我並非賊似的，專門從別人嘴裡不花錢就“竊取”了小說的素材。我不那麼下作，也不那麼精明。我只是覺得，還能有時間和一些頭腦裡完全沒有小說這一根筋，根本不知道還有“文壇”這碼子事兒的人聊聊家常，真不失一種幸福啊！多美妙的時光呢！連在早市上給我理過幾次頭的老理髮師傅，也數次到我家串門，向我講他女兒下崗的煩愁，希望我幫著拿個主意。但凡有精力，我真誠地分擔某些信賴我的人們的煩愁。真誠地參與到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中去，起碼幫他們拿拿主意。其實，我是一個頂沒能力幫助別人的人。經常的做法是，為這些人的煩愁之事，轉而去求助另外的一些人。而求人對我又是極令自己狀窘之事，十之七八是白費了口舌，白搭了面子；偶能間接地幫助了別人，如同自己的困難獲得瞭解決一樣高興。這種生活形態，牽扯了我不少時間和精力。但也使我瞭解到中下層人們的非常具體、非常實際的煩愁。他們的煩愁、他們的命運的無奈，都曾作為情節和細節被我寫入到我的小說裡。比如《表弟》、比如《學者之死》。20年前哈市老鄰的兒子二小在現今走投無路——為了給已37歲的二小安排一條人生出路，我求過那麼多人！還親自到京郊的幾處農村去“考察”，希望能為二小在那些地方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為使在我家做了兩年保姆的四川女孩兒小芳的命運能有改變，我不惜以我的著作權為砝碼——誰能幫助她在四川老家附近的縣城解決職業，我願降低條件同意出版我的文集。我為我的一名中學同學的工作問題向趙忠祥求過字；為我的另一名同學的兒子的上學問題向韓美林求過畫；為我的一位觸犯了刑法的知青戰友做過保釋人；我每年要想著給北大荒的一位“嫂子”寄幾次錢——我當年在北大荒當小學教師，她的丈夫是校長。他們關心和呵護我，如同對待一個弟弟。她丈夫因患癌症去世了。她的兒子也死於不幸事件……

有朋友曾善意地嘲笑我，說——曉聲，你呀你呀，我將你好有一比。

我問他比作什麼。

他說——舊中國的某些私塾先生，較為善良的那一類。明明沒什麼能力，又，偏偏的缺少自知之明，一廂情願地想象自己是觀世音，彷彿能普渡眾生似的……

我只有窘笑的份兒，承認他的比喻恰當。

我的生活形態，使我心中“囤積”了許許多多中國中下層人們的“故事”。一個個將他們寫來，都是充滿了惆悵、無奈和憂傷的小說。我只覺時間不夠，精力不夠，從沒產生過沒什麼可寫的那一種睏乏。這在我的創作中帶來的一個弊端乃是——惜時如金而又筆耕太匆的情況下，某些小說寫得毛糙、遣詞不斟、行文粗陋。

我意識到的，我就能改正。

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目光觀望別人的煩愁、別人的困境、別人的無奈以及命運，無疑是一種獨特的寫作視角，無疑能寫出獨特的好小說，無疑能自成風格，自標一派。

如我似的，常常身不由己地，直接地攙和到別人的煩愁、別人的困境、別人的無奈及命運中去了，便寫出了我的某些苦澀的、憂鬱的，有時甚至流露出悲哀的小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近期的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敘述方式鋪展開來的多了的原因。寫那樣的小說，在我簡直只能以第一人稱敘述，而不願以第三人稱敘述。因為我希望讀者從中看到較為真切的人和事。1997年第1期《十月》發表的中篇《義兄》，也是這一創作心態下的產物。

但——我絕不將我的生活形態作為“經驗”向別人兜售。事實上這一種生活形態利弊各一半，甚至可以說弊大於利。好在我已習慣了、接受了這一無奈的現實。誰若也不慎墮入了此種生活形態，並且沒有習慣過，他的情緒恐怕會極其躁亂，一個時期內什麼也寫不下去。

真的，千萬別變成我，變成我那是很糟的。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攙和到別人們的煩愁、困境、無奈與命運中去，並非什麼好方式。在我，是一種搞糟了的活法罷了。所謂還有“利”可言，實乃是“搞糟了的活法”中的“因勢利導”。我還有許多學者朋友——經濟學家、倫理學家、心理學家、法學博士……

我還認得一些企業界人士……

一旦有機會和他們在一起，我便接二連三地向他們討教問題。有時也爭論，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討教和爭論的問題，都是所謂“國家大事”——腐敗問題、官僚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