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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同志並不是有意要造成宗派主義，而是要和知識分子同舟共濟把學院辦好，但是在他們的意識形態中，下意識地存在著‘高階知識分子都有深厚的資產階級思想，改造很慢，輕視工農，是落後的代名詞’，於是就不知不覺在言語行動中表現出宗派主義來。”
“我院機構龐大，工作效率不高，是老幹部多了，老幹部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要好好安排他們……”
“我院執行知識分子政策與中央精神不符，把知識分子當商品，當生產母機，認為知識分子是客，是西賓，是僱來的。……對高階知識分子採取‘分而治之’、‘階級鬥爭’的方式，政治工作是逢甲說乙，使知識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有些教授調走了，我們應該檢查一下自己，如果處理得好，人家不會走的。”
“肅反時整了不少人……如果證明人家不是反革命，就應該賠禮道歉。”
“湖南人有句俗話，滿崽子成不了大器，我們現在對學生‘抱著走’的教學方法，將來培養不出好的幹部。”
“我們有的老幹部解放後又討了年輕的愛人，但對前妻生的孩子不好，甚至有點虐待，這是不對的……”
“我們的衛兵腹瀉拉肚子，堅持站崗，報紙表揚是對的，但是還要批評連長，因為他不關心戰士。我看哈爾濱的交通警察冬天穿氈靴，我們的衛兵怎麼不發氈靴？……”
楊仲樞真是個老書生，一開口就直來直去，面面俱到。他的話音剛落，會場響起一片鼓掌聲，坐在第一排的張述祖等老教師還站起來與他握手。
楊仲樞輕鬆愉快地回家吃午飯，胡振渭的愛人肖冰早等在家裡，她興沖沖地向楊仲樞要發言稿，楊仲樞愛人王祿臻說：“她要拿到圖書館，想在下午座談會上念一念。”
“念就唸，”楊仲樞把發言稿交給肖冰，笑道：“幫助黨整風，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說，說錯了，也不要緊，供黨組織參考嘛！”
因為自己講不好普通話而寡言少語的張述祖，在思想上與楊仲樞產生了共鳴，兩天後，他在教授座談會上也發表了長篇講話，一開始他就講了一句讓人難忘的話：“學院領導沒有摸到高階知識分子的脾氣，”他接著說，“高階知識分子以感激和慚愧的心情從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國民黨時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識和抱負，使中國富強起來，使國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揚眉吐氣，但是歲月悠悠，10年、20年過去了，在腐敗的政治下一事無成。全國解放了，共產黨來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勝利，社會主義建設飛躍發展，在這光明的前途下，高階知識分子的激動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產黨。高階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愛國的，有正義感。慚愧的是：對解放無功，老幹部身經百戰，出生入死，數十年汗馬功勞，而自己一無貢獻，坐享其成，這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識分子，當然我也是其中一個，要靠近組織，靠近黨，努力工作的原因。那麼高階知識分子的力量都發揮了沒有？發揮了，但沒有儘量。其原因是宗派主義的一道高而厚的牆在作祟，由於宗派主義而連帶產生了有職無權和對待粗暴的現象。”
“我同意楊仲樞同志的看法，三大主義在我院中，宗派主義是主要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是派生的。我院是軍事性工程學院，因此院內除黨與非黨的矛盾外，還有軍與非軍的矛盾。我院組織機構龐大，行政各級幹部絕大多數是黨員又是軍人，於是無形中就形成了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尤其是和老知識分子間的矛盾。因為在工農幹部看來，知識分子代表著‘落後’，而老知識分子代表著更落後，因此，宗派主義在我院就顯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別突出。”
張述祖列舉了不少關於宗派主義表現的事例，會議氣氛熱烈，隨後發言的人也暢所欲言，胡振渭特別對肅反中違背政策的問題給予激烈的批評。
曾石虞是個怪老頭，喜歡一個人獨處，大鳴大放中並不太積極，那天不知為什麼也放了一通，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他說：“我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些好制度，軍隊中有牧師，他講話和藹，道貌岸然，態度嚴肅，人們願意接近他。我們軍隊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要學學牧師這個好處……”
日曆翻到了6月8日這一天。一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當天《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播音員嚴厲冷峭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