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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到了明末,已經是全官經商了。
也是說,任何一家上點規模的商業機構,背後都有一位或者多位官場上的大人,所以爆發了二個典型性事件。
萬曆開礦事件——萬曆二十四年,萬曆派太監到不少省份去監督開礦,並收礦稅。當萬曆帝想開礦收礦稅時,所有的帝國官員,不管是中央、地方、南北,不管是哪一派的,都一律反對。
為什麼?無非是當時礦產,全部是官員的產業罷了。
其次就是收稅事件。
明代萬曆二十九年,朝廷派駐蘇州稅監孫隆增加機戶稅賦,蘇州全城紡紗、絲織、染色、踹布工匠二千餘人在葛成領導下聚集玄妙觀抗稅罷工,孫隆被迫出逃杭州,葛成被捕入獄,萬曆四十一年釋放,死後葬虎丘。
方信想到這事,只能冷笑,明朝商稅高不高?三十取一當然不高,每年商稅只有幾十萬兩,而正常情況下,一千萬都有,那為什麼還要抗稅?裡面的錢,又到什麼地方去了,當然是到了官員手中了。
至於日後五人墓碑事件,地球上還曾經列為學校教科書上的文章,其實也是官商結合抵抗朝廷正常收稅的事件罷了。
不過,雖然看不慣,也無可否定,明朝工商業受到了官僚的保護,蓬勃發展起來,如果沒有滿清,那晉升到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成問題。
對現在大範位面來說,資本獲得貴族的保護,已經度過了“嬰孩階段”,方信的推動,只是希望把這資本更加普及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