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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著作、檔案：
毛澤東的名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胡喬木根據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的；
《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書，是他協助毛澤東編輯的；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在毛澤東、黨中央指導下，對起草這一歷史性文獻起了重要作用；
他為延安《解放日報》寫了幾十篇社論。其中，1949年新華社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是他在毛澤東指導下起草的；
《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主要由他起草；
解放後，他參加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八大”檔案，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寫出那篇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胡喬木夫人谷羽曾回憶，毛澤東是這樣形容胡喬木起草的檔案之多：
記得還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喬木到主席那裡去，主席談起喬木寫文章，表示很滿意。主席坐在沙發上，把手平放在前，離地面約有兩三尺高，比劃著說，“喬木寫的東西，大概有這麼多！”
谷羽還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胡喬木這“中共中央一枝筆”的一絲不苟：
1982年，為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四十週年，曾考慮整理發表毛澤東同志1938年在魯迅藝術學院關於文藝問題的一次講話。我們進行整理時，對講話記錄稿中的一句話沒有查清出處，這句話是：“徐志摩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詩要如銀針之響於幽谷。’”報喬木同志審閱後，他特別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處，他懷疑“銀針”是“銀鈴”之誤。經查詢，我們從魯迅《華蓋集續編》的《有趣的訊息》一文中，果然發現有“銀鈴之響於幽谷”這句話。而這句話是魯迅轉述徐志摩的話時說的。這樣，經過反覆核對，終於查明瞭記錄稿上的一個訛誤。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喬木同志對編輯工作要求之嚴格，和他博聞強記，知識之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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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常委們紛至三○五醫院（2）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他依然是“中共中央一枝筆”。
被稱作中國歷史轉折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世人所矚目。在鄧小平等主持下，會議公報出自胡喬木筆下；
在鄧小平和中共中央指導下，他又負責起草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具有廣泛影響的歷史文獻，負責起草了中共“十二大”的主要檔案；
他主持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的第二版修訂工作，幫助鄧小平審定《鄧小平文選》，編輯了《毛澤東詩詞選》新版本……
他的一生，寫了大量的影響中國歷史程序的文獻，卻幾乎沒有以他個人名義發表——即便是那曾廣為人知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最初也是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檔案，直至毛澤東親自提議以胡喬木名義發表，這才印行了以他署名的第一本書。他的絕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後”，是以黨的名義、以領袖的名義、以延安《解放日報》或後來的《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確確實實是“中共中央一枝筆”。
胡喬木這枝筆，受到過毛澤東的稱讚。其中，特別是由胡喬木起草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毛澤東多次說過讚賞的話。
筆者採訪了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1992年11月30日採訪於北京。，據他回憶，周恩來總理曾這樣對他說起胡喬木：
“許多檔案只有經胡喬木看過，發下去才放心。檔案經胡喬木修改，就成熟了。”
“許多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文章、文集，在發表、出版之前要送胡喬木看一下，作些修改，這幾乎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正因為這樣，在胡喬木病重之際，陳雲派秘書轉達了他的問候，並且表彰了胡喬木這枝筆多年來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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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喬木的一家（1）
胡喬木去世後近一個月——10月26日，遵照他生前的遺願，他的骨灰撒在他曾多年工作、生活過的延安地區。
後事已畢，他的親屬們漸漸從哀痛的陰影中走出來，答應接受筆者的採訪。我從上海前來北京，步入胡宅，來到胡喬木的辦公室。牆上掛著胡喬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著黃、黑兩色紗布。這張照片原是胡喬木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