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中共中央一支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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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這份稿子上，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弼時同志：請邀周、朱、洛、劉（如在此時）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後印若干份，編號發給４０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定議，再交七中全會透過。”以後，毛澤東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刪，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後修改三次。這以後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澤東在起始部分加寫了一大段話：“中國共產黨自從它在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

在起草《決議》的過程中，胡喬木出力甚多。誠如當時參與有關工作的一位人士所憶：“胡喬木這人，思路特別清楚。亂麻似的一大堆黨史問題，經他的筆一梳理，變得條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新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

###也這麼談及###，《我所知道的胡喬木》，見《我所知道的胡喬木》1…2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我認識喬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從華北根據地回到延安，參加整風，列席毛主席主持召開的九月政治局會議。喬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擔任會議記錄。他不到30歲，在會上埋頭做記錄，並不說話。大家叫他喬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慶談判以後的事。九月會議前後，印發了《六大以來》。當時我就聽說，喬木同志是主席編輯《六大以來》的主要助手。這件事辦得好，主席喜歡他，大家也看重他。

喬木博聞強記，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有基礎，到毛主席身邊後，接觸許多重要的政治事務，並不斷受到主席的指點教育，他對黨的歷史的瞭解、對馬列主義的瞭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頭。因此，在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起草的過程中，他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雖然那時喬木在黨內不過是一個年輕後輩。據我所知，在弼時同志起草的決議稿的基礎上，喬木改寫過一個稿子；最後毛主席在聞天同志改寫過的稿子上親自修改，喬木又從旁幫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當的文辭表達出來。1945年4月曆史決議正式透過，在中央委員會里，就都知道我們黨內有喬木這樣一個人才了。

1971年毛澤東去南方視察時，曾說及《決議》：“別人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是胡喬木理清的。”

胡喬木能有這樣的“本事”，考究起來，是有緣由的：

一是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毛澤東的觀點非常明瞭；

二是他參與編選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三本書，熟悉了中###史一系列檔案、決定；

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會議、書記處會議，聽了中共高層領導的一系列報告，熟知種種內情；

四是他具有相當的理論功底和文學修養。

比之於整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比之於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起草《決議》的難度要高得多。胡喬木擔當起這一重任，從此確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枝筆”的地位。

當然，胡喬木只是《決議》的最後執筆者，而《決議》本身是延安整風運動大學習、大討論的結晶。毛澤東精心修改了《決議》。如今所儲存的《決議》原稿上，還可看到許多中共中央領導人所作修改的手跡。

《決議》原計劃交中共“七大”討論透過。後來，為了使中共“七大”能夠集中討論中共關於抗戰建國的方針，經準備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團同意，於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透過。

《決議》分析、批判了中共歷史上一右三“左”的錯誤，特別著重於對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作了批判。《決議》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肯定了此後在中共全黨確立毛澤東的領導。《決議》指出：

“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決議》起草過程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給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決議》獲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透過那一天，王明發出長信致任弼時閱轉毛澤東並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王明寫道：

“首先，我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一個基本認識，就是這個決議草案在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