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中共中央一支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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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表示辭職。

胡喬木抓住這個機會，提議為郭任遠開盛大的“歡送會”。會上，胡喬木作了精彩表演。他來了個反話正說，含著“眼淚”，大聲地訴說：

“我們敬愛的郭校長要走了，實在是太可惜了！郭校長真好，他那麼關心我們學生的課外活動，積極提倡打網球！他又那麼關心我們的壁報，連一張圖片都仔仔細細地看，還要弄清楚圖片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郭校長實在太好了，他一走，浙江大學全體學生都哭了！”

臺下，一片鬨笑，同學們笑出了眼淚！

郭任遠恨透了胡喬木，搞了個小動作，把胡喬木的成績從八十多分改成五十五分。於是，以成績不及格為由頭，勒令胡喬木退學。

這時，教務長費鞏教授看不下去，他找胡喬木談話，給他開了“休業證明”，幫助胡喬木轉學。

於是，胡喬木離開了杭州，來到了上海。

在上海出任“文總”書記

也真巧，當胡喬木被浙江大學勒令退學，來到上海，妹妹方銘在蘇州也遭勒令退學，來到上海。

方銘那時在蘇州中學上學。1935年“三八”節，方銘在學校裡張貼壁報，介紹蔡特金，宣傳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婦女獲得解放。於是，學校勒令她退學。

她跟二哥胡喬木一起，在上海閘北江灣路租了房子，住了下來。

胡喬木很快跟那個寄《中國論壇報》給他的同鄉陳延慶取得了聯絡。陳延慶高高的個子，人們總是喊他“大陳”、“長子”。他在1932年加入中共，是復旦大學的學生。

胡喬木到上海不久，擔任了中共上海東區區委委員。

那時，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正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屢遭破壞，秘密電臺也被國民黨警察搜去，也就失去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絡。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處於孤軍奮戰之中。

“大陳”帶著胡喬木，來到“社聯”。“社聯”即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是中共領導下的左翼組織，成立於1931年5月20日。何干之、艾思奇、陳延慶當時都是“社聯”的領導人物。胡喬木參加了“社聯”工作。不久，胡喬木擔任了“社聯”常委。

“社聯”乃“文總”的下屬組織。“文總”，即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在中共領導下於1930年7月成立。

“文總”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營，下屬組織除了“社聯”外，還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中國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中國左翼音樂工作者聯盟、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世界語小組等八個左翼文化團體。“文總”還創辦了《文化鬥爭》、《文化月報》等刊物。1935年夏，胡喬木出任“文總”的宣傳部長。

胡喬木結識了周起應。周起應即周揚，比胡喬木年長四歲，湖南益陽人，早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曾留學日本。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擔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文委”亦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著“文總”。胡喬木是透過王中民，跟周揚結識。周揚頗為欣賞胡喬木的才幹。當“文總”書記陳處泰被捕之後，胡喬木被任命為新的書記，而陳延慶則擔任“文總”的組織部長，鄧潔為宣傳部長。

方銘記得，那時胡喬木忙極了，每天總是深更半夜才回家。

夏衍在他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中，曾寫及：

“據我記憶，‘左聯’黨團書記仍為周揚，行政書記是徐懋庸；‘社聯’黨團書記仍為錢亦萬，行政書記是李凡夫（王翰、陳家康為黨團成員）；‘劇聯’黨團書記是於伶（張慶、章泯等是黨團成員）；電影小組照舊。由於戲劇、電影方面的黨組織除了趙銘彝被捕之外，骨幹沒有受到損失，於伶、張康、石凌鶴、司徒慧敏、呂驥、張曙這幾個人可以擔當起實際工作，所以周揚要我分出一點時間來做一些上層的聯絡工作。在此前後，周揚還和胡喬木、鄧潔取得了聯絡。”夏衍：《懶尋舊夢錄》，第292…293頁，三聯書店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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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雪峰通知他前往陝北（1）

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在艱難中孤軍作戰，既面臨國民黨當局的白色恐怖，又失去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絡。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即《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的公開發表，使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欣喜若狂，這才知道來自中共中央的資訊。不過，中共中央尚未與上海的中共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