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中共中央一支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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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結。革命過程中總會有些缺點和錯誤，問題是我們發現得快、糾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個方面的分析之後，胡喬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論權威》，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亦即權威，這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

雖說胡喬木並不贊同“反右傾”，但他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必須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這番長篇發言，是胡喬木的公開表態，意味著他要從被動轉為主動。

胡喬木這一長篇發言，毛澤東聽了頗為滿意。翌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內中不指名地提及胡喬木：

“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想把秀才們挖去，不要妄想，是我們的人。”

“俱樂部”，指的是以彭德懷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的代稱）。“秀才們”，包括胡喬木、田家英，也包括陳伯達。

這麼一來，胡喬木解脫了！

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十八年以來，一直緊跟毛澤東，平平穩穩。雖說不久前毛澤東就陳雲一事批評了他一回，不算太嚴重。這一回廬山上，可謂驚心動魄，胡喬木差一點進入“俱樂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傳入毛澤東的耳朵，知道是他說的話，那就麻煩了。

他還算“機警”，知道風向不對，馬上作了那長篇發言，度過了政治危機……

不過，從此之後，他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潛在的裂痕。這裂痕，他知，毛澤東知，表面上卻彷彿一切如常。

吳冷西曾這樣回憶廬山會議中處境艱難的胡喬木吳冷西，《憶喬木同志》，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喬木同志一生中的一個重要關節。在會議前期，即所謂“神仙會”期間，喬木同志帶領我們起草會議紀要。他對大躍進中的錯誤提出了尖銳的意見，並系統地寫入會議紀要初稿。當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強烈的“左”傾情緒的同志的指責之後，他又在堅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的原則下，力求照顧各種不同意見，對初稿加以修改。當修改稿出來以後，會議突然180度轉向反右傾，《紀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責。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總的意見書相提並論，橫加攻擊。喬木同志和我們這些參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評。喬木同志當時既迷惑又沮喪，眼看持續半年的糾正“左”傾錯誤的程序被打斷了。有好幾天他一句話也不說，臉色陰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講了“秀才是我們的人”之後，喬木同志以大局為重，振作精神，為全會起草決議。當錯誤地批判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局勢無法改變之後，他仍然想幫助一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議這位參加起草工作的人寫一封檢討信給毛主席，以求得諒解。喬木同志的這個好心沒有得到好報。二十多年之後，這位起草參加者著書立說，揚言他寫那封信是“終牛根事”，似乎是喬木同志的建議害了他。尤有甚者，這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還說他在廬山會議上保護了喬木和家英。事實恰恰相反，正是這位起草參加者在廬山會議後期，寫了所謂“檢舉材料”，羅列許多“罪狀”，告發喬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們在大會上同此人對質，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同志都目睹當時會場上對質的情景。中央為此調查了兩個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喬木，家英和我談話時才算結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來越少。我責無旁貸，要為喬木，家英兩位亡友公開澄清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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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擺脫政治危機（3）

廬山會議從和風細雨變為急風暴雨，是喬木同志一生中從未有過的經歷。一個月的緊張局勢，使他心身交瘁，從此種下了爾後的極度精神疲勞的病根。

依然是毛澤東政治秘書

從廬山返回北京，胡喬木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澤東便寫了一信給胡喬木——

喬木同志：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並加以筆削，是為至要。主題雖好，詩意無多，只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脈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毛澤東9月7日

毛澤東所說的“詩兩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廬山》。信中，毛澤東跟胡喬木如敘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