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中共中央一支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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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之後，陳雲受毛澤東和中共書記處的委託，進行經濟計劃指標的調查。5月11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把1959年鋼產量降為一千三百萬噸。

後來的事實，證明陳雲的意見是符合中國實際的：1959年中國的鋼產量只有一千三百八十七萬噸（況且這數字也是摻了不少“水分”的）。

批罷“西尼”駁“東尼”（1）

雖說毛澤東批評了胡喬木，好在胡喬木馬上表示接受批評，而且問題的性質並不嚴重，也就過去了。從此，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越發小心——他本來就很謹慎小心。

在那些日子裡，毛澤東接連批評了他的三位秘書——先是陳伯達，接著是胡喬木，然後是田家英。

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批評非常嚴厲。那是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狠狠地批評陳伯達提出的“產品交換”，於11月9日寫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的一封信，建議大家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兩書，以求弄清“一大堆混亂思想”（指陳伯達）。一時間，把陳伯達批得灰溜溜的。

毛澤東對於田家英的批評，將在後文寫及。

相比而言，在三位秘書之中，胡喬木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是最輕的。

胡喬木依然處於正常工作狀態。

1959年4月底，毛澤東交給胡喬木一項重要寫作任務：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寫一篇關於尼赫魯演說的評論。

尼赫魯，當時的印度總理。他本來對中國持友好態度。後來，尼赫魯支援西藏叛亂，轉為反華。1959年4月27日，他在印度人民院發表演講，把西藏平叛說成是“武裝干涉”，他表示同情和支援“西藏人的自治願望”。毛澤東讀後，指示《人民日報》於4月30日全文轉載尼赫魯講演，同時要胡喬木寫一篇評論。

胡喬木傾注全力寫出了一篇《再論》式的長篇評論，題目《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再論》批判的是“西尼”——尼基塔·赫魯曉夫，此文批判的則是“東尼”——尼赫魯。胡喬木這枝筆批了“兩尼”。

當時吳冷西“作為他的助手，從頭到尾參加了起草，修改過程，深感這是高難度的作業”。吳冷西回憶說吳冷西，《憶喬木同志》，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在修改《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過程中，最難處理得當的是對尼赫魯的態度。他既是我們批評的物件，又是我們團結的物件。毛主席和周總理在討論過程中講了許多切中要害而又分寸得當的意見，要求在修改中體現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如何在行文中貫徹這個方針，難度相當大。喬木同志經多次斟酌，反覆修改之後，終於找到了比較妥善的辦法。這就是：全文開篇高屋建瓴，從西藏革命講起，揭露西藏農奴制度的反動，黑暗，殘酷與野蠻，這就勢如破竹，徹底摧毀了藉口中國軍隊平息西藏叛亂的反華言論的基礎。接著是採取中國古文作法中“欲抑先揚”的筆法，首先充分肯定尼赫魯的好話，然後批評他的謬論，並且利用他的前後矛盾，以其矛攻其盾。整篇文章充分擺事實，講道理，細細道來，不慌不忙，尖銳處入木三分，委婉處娓娓動聽，抑揚頓挫，理情並茂。這篇論文的最後部分，根據周總理的意見，引用了尼赫魯1954年訪華時的友好講話，並表示中印兩國和兩國人民將繼續友好合作，為亞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這就圈劃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的圓滿的句號。

毛澤東很欣賞胡喬木這篇文章，囑令仍以“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名義發表，使此文的“規格”向《再論》看齊。

毛澤東曾說過：“胡喬木寫過許多好文章，《再論》和《尼赫魯的哲學》就是他寫的嘛！”

1959年5月6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長文。胡喬木十分準確地掌握著與尼赫魯論戰的分寸：

“我們現在被迫在自己的評論中同尼赫魯先生有所爭辯，這是我們非常難過的事。尼赫魯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鄰邦印度的總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對於我們來說，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是一位中國的友人，一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對者。而且，他對於社會進步，也曾經發表過不少開明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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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罷“西尼”駁“東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