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奧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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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梁同志與會。後來，梁麗娟老師曾在她所著的《何振梁與奧林匹克》一書中以“舌戰群儒”為小標題詳細描述了這次會議的情況。本來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在全會前已透過了一個較為有利的決議，但由於臺灣方面的逆向工作，使國際奧委會全會透過了親臺委員們的修正案，企圖造成“###”。

爾後，宋中等同志又於1979年6月赴波多黎各的聖胡安，在國際奧委會執委會與各國奧委會大會聯席會議期間開展會外工作。臺灣方面也同期緊鑼密鼓地開展了會外工作。但基拉寧主席透過與臺灣方面的接觸更加堅定了他要儘早解決中國代表權的決心。在這次執委會上成立了由當時國際奧委會第一副主席、突尼西亞部長後來曾擔任突尼西亞總理的姆扎裡為組長，與我方友好的羅馬尼亞執委西貝爾科和親臺執委、紐西蘭的克勞斯為組員的三人小組，委託該小組起草關於恢復我國代表權的決議草案。基拉寧主席是在經過慎重考慮和選擇、充分照顧到代表性才建議執委會透過了這個組成。該組成對我方十分有利。國際奧委會在討論由西貝爾科執筆起草的決議草案時，受到了克勞斯的非議。執委會決定進一步瞭解各方意見，將表決推遲到當年10月的名古屋執委會會議進行，然後再由全體委員透過表決方式予以批准。

決議草案主要內容是：一、確認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稱承認會址設在北京的奧委會。二、以中國臺北奧委會的名稱繼續承認會址設在臺北的奧委會，條件是後者的歌曲和旗幟必須有別於目前為止所使用的“中華民國”的歌曲和旗幟。

在決議草案的起草程序中曾徵求海峽兩岸代表團的意見。但由於三人起草小組同意支援我方的力量佔優，特別是執委會中正義力量呈強勢，所以決議草案基本反映了我方的觀點，也充分照顧到了臺灣作為一個地區組織應享受的權利。但臺方認為，“這個建議草案矮化了臺灣”，“完全改變了蒙特維地亞全會的決議，是不能接受的”，等等。

我們在認真研究了當時形勢後，於1979年7月下旬正式答覆國際奧委會，同意該決議草案。因為這一草案，實質性地確定了中國奧委會作為全國性奧委會的地位，而臺灣方面則必須以中國的一個地區使用“中國臺北”，不能再使用所謂“中華民國”的旗幟和歌曲。但是，當國際奧委會要求“海峽兩岸”均要對此決議草案表明態度時，臺灣方面立即表示了“堅決反對”，並發動親臺委員圍攻基拉寧主席。臺灣方面的做法激怒了基拉寧勳爵，反而促使他下決心要在當年10月名古屋執委會上解決問題。

決戰名古屋（1）

1979年10月23日至25日，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在日本名古屋召開會議，討論恢復我國席位的決議案。為了開展會前工作，由秘書長宋中率領由我和屠銘德、蔡季舟同志為團員的中國奧委會代表團於10月19日啟程赴名古屋。我和屠銘德、蔡季舟同志除了分別擔任法、英、日語翻譯外，還作了詳細分工。

我們搭乘的中國民航飛機經上海一路東行，倒還順利。但我們快抵達東京時，飛機突然振動，猛起猛落。機上100多人大多數是美國的老年乘客，不少人驚叫，還有人在唸念有詞，不停在胸前畫十字，臉色蒼白。我下意識地望著窗外，大風夾著雨點敲打著機窗。直到臨近著陸，飛機仍然東搖西擺，跌跌撞撞。不少人嘔吐了起來。當飛機貼近跑道時，幾乎所有人都把心臟提到了嗓子眼，只聽見“轟、轟、轟”三聲起落架撞地的巨響，飛機硬是來了個“三級跳”。先是飛機的左前輪單獨著地，接著是右前輪單獨著地，最後是三個輪子都著了地，滑行起來。機艙裡頓時響起了歡呼聲和掌聲。不少人聳肩膀、搖頭，又笑了起來。後來才知道，我們是趕在1979年第20號颱風在東京登陸過後抵達東京機場的。本來日方是堅決不同意降落，經中方地面站和機長多次交涉，日方才勉強同意著陸。好在該機飛行員是101期的高手，技術好，我們算是平安著陸。但由於颱風影響，飛機艙門不敢開啟，怕飛機被大風兜翻。所以飛機在機場被困了一個多小時才在避風處讓我們下機。這次出師算是有驚無險。

後來聽說國際奧委會行政主任貝麗烏夫人也乘另一架飛機與我們同時抵達東京，但由於降落風險大，而不得不改降在附近風小的機場。

從下機開始，宋中秘書長就成了幾十家日本媒體追逐的中心人物。日本奧委會的清川正二、村岡久平，日本體協的伊藤公、森本哲夫和名古屋市代表等二十多人把我們圍了個水洩不通，才避開了媒體的圍追堵截。

當晚我們在東京下榻新大谷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