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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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變法的信念，並特別下詔，凡康有為的奏章，隨到隨送，不得扣壓。

光緒雖然急於變法革新，但實權卻操在慈禧手裡，光緒實際上是個徒有虛名的皇帝。為了能夠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權力，甚至有一次說出了這樣的話：“太后若不給我權力，讓我變法強國，我寧願不做這個皇帝，也決不做亡國之君。”

當時的形勢是變法的呼聲極為高漲，而朝中的守舊派卻緊緊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圍，不願變“祖宗之法”。為形勢所迫，慈禧不能不暫時放一點權給光緒，讓他先試一試，若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殘局的姿態居高臨下地整治光緒。這種作法，比她死命阻撓變法要高明得多。於是，慈禧太后在加以嚴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緒試行變法。

中國的變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緒和梁啟超等人獲悉慈禧太后同意變法，欣喜若狂，以為變法就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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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結局（4）

慈禧與光緒皇后、瑾妃合影

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這實質上是變法的宣言書，詔書斥責了頑固守舊的官僚，指出變法圖強是救國的必由之路，還對頑固官僚空有救國之言而無救國之實的虛偽情狀進行了揭露。

這道《定國是詔》既表明了光緒變法革新的堅定信念，也讓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感到了極大的震驚。從這一時刻開始，光緒帝接連不斷地下詔進行變革，慈禧太后則在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扼殺革新運動。光緒在六月十一日下詔以後，於六月十六日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召見康有為，破了皇帝不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成例，並且長談達兩三個小時。在這次召見以後，光緒不僅對增強了變法信心，對變法的內容也有了一定的認識。這樣，光緒就坐在他的龍椅之上，大發革新詔書。

從下達《定國是詔》起至變法徹底被鎮壓的一百多天裡，光緒共下詔書一百一十多道，有時一天竟達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內容包括：設立學堂、學習西學、派人出國遊歷學習；改革科舉、廢除八股；獎勵創辦報刊、提倡上書建議；鼓勵修鐵路、開礦業及農工商業；獎勵新發明、新著作；撤驛站、辦郵政；裁減官員、精簡機構、改訂規章條例；改革軍隊訓練、對海陸軍用新法操練；改革財政、制訂財政預算；准許旗人自謀生路等。

毫無疑問，這些對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進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對於增加中國的國力是有用處的，但其中許多措施觸及了封建守舊派的觀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們的恐慌和憤怒，他們鼓動慈禧太后堅決消滅改革。

譚嗣同像變法失敗後，譚嗣同拒絕出走，慷慨赴難，就義前寫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詩句。

慈禧太后對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舊派的代表，根本就沒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質，更重要的是，她絕對不願意放棄權力，如果光緒的改革繼續深入發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贏得人心，她就再也無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決不允許光緒的改革獲得成功。

在“百日維新”中，許多守舊大臣對維新措施拒不執行，不僅當面“勸諫”光緒皇帝，還壓住詔令不往下傳達，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報，一怒之下，光緒罷了許多人的官。在處理一次扣壓奏章的事件中，光緒一下子就罷免了六個大臣，造成了轟動一時的“罷黜六堂官”事件。

當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光緒的警惕，她躲在頤和園裡，對光緒的一舉一動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達《定國是詔》的時候，慈禧就連下三道“上諭”，罷免翁同龢，使光緒失去了左膀右臂，並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須到太后面前謝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權。在“罷黜六堂官”事件之後，慈禧更是加緊密謀，準備以武力挾制光緒。

慈禧讓掌握軍隊大權的榮祿調派軍隊，包圍北京。於是，榮祿把當時清朝最為精銳的幾支陸軍調到北京的周圍，一是把聶士成的甘軍調駐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軍調駐長辛店。慈禧還派親信重兵嚴密護衛頤和園。這樣，慈禧就有恃無恐了。

光緒帝被囚禁的南海瀛臺沒有軍權、沒有政權而談改革，歷來是中國書生的一貫做法。然而，有了軍權、政權的人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這真是中國改革的二律背反。

有意思的是，相對於慈禧太后的十萬雄師，光緒的改革者只是幾個文弱書生。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授予了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擔